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述论

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对花纱布实施管制 ,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 ,补充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并对大后方局势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在执行中存在一些偏颇 ,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随之取消。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署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为有效遏制日益猖獗的日伪走私活动,增加抗击日寇侵略的经济力,国民政府建立了全权负责全国缉私的统一机关———财政部缉私处(署),为国统区有效开展全面缉私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尽管缉私署所属机关也存在着种种腐败现象,但总的说来,财政部缉私署为国民政府增裕税收、争取各种军需民用物资以便支撑抗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江合煤矿公司融资研究

近代中国工业资本匮乏，民营企业融资艰难。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因厂矿内迁成为抗战大后方工业中心，江合煤矿公司凭借生产优质煤焦从而在需求旺盛的市场中迎来发展机遇，业务渐有起色，但资金不足成为制约其扩大生产的关键因素。在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下，该公司遂转变经营策略，依靠特殊的产销关系，努力争取国家银行的生产贷款，借助业务关联方融资，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正常运营，为保证军需民用作出了一定贡献，其融资模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政策及其绩效述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建设大后方工业,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令,不仅明确规定了战时工业建设的原则、方针和办法,确立了大后方工业发展布局,而且界定了国营、省营、民营工矿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界限.同时,为确保战时工业政策的推行,国民政府还采取了制定工业发展规划、调查工业资源、开展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工业投资及贷款、对工业器材实行统制等相关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施行,不仅促进了大后方国营和民营工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和工业内部结构,使重工业获得较大发展,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基本上保障了战时军需民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后期的中国战时生产局

在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美国政府于1944年11月帮助重庆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国战时生产局(英文名称为War Production Board,简称WPB),稍后,于1945年1月又设立了中国战时运输局(英文名称为War Trauportion Boara,简称WTB),这二个机构的建立,对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改善军工生产和军需运输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战工业史上的奇葩——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研究

中央机器厂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机械工厂,机械工业是其他工业之母,创办中央机器厂的主要目的是为其他轻重工业提供机器设备,建立我国工业的基础,以抵御强敌。抗日战争期间,该厂远迁云南昆明,生产军需民用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在日军对我国沿海进行经济封锁的艰难环境下,该厂对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我国军民长期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论抗战时期四川酒精业在公路运输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汽油进口日竭,公路运输时有中断之虞,故此,酒精被作为重要的汽油替代品加以生产与使用。四川酒精业因之兴起、繁盛,并在战时液体燃料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汽油的短缺,较好地支持了军需运输并维系了民用运输,在公路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资源委员会在贵州的活动

资源委员会从1932年11月其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开始,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存在16余年.其间,它对全国许多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了大量调研统计工作;还创办了近1000个工矿企业,对中国的工业建设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抗战期间,该会在大后方川、滇、黔等省努力兴建工矿事业,内以供给军需民用,外以换取抗战器材,支援了抗日战争.全国解放前夕,该会员工坚决投入护厂保产、迎接解放的斗争,为新中国的工矿业留下了一定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略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农村教育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对甘宁青地区的开发与建设,甘宁青农村教育事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基层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内容向以爱国、科学、民主为特征的现代教育的转变.由于受政府主导的教育变迁模式的限制,在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政府战略重点的转移,这一变化趋势出现了停滞和衰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货运稽查处述论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寇全面侵华,我国沿海沿江海关相继沦陷,海关的征税与缉私职能遭受严重摧残,日伪走私活动日益猖獗。为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强化国统区缉私力量以及增裕国统区财政税收,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组建战区货运稽查处以补海关力量之不及,为国民政府苦撑抗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抗战时期大后方老人之社会救济初探——以重庆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针对老弱残民设立多种救济机构，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稳定后方社会秩序，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其局限性。     

抗战时期四川的邮政通讯建设

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对这一地区的建设。因此，四川交通建设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其中邮政通讯建设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抗战胜利在即，四川邮政事业却面临重重危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政策评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工业政策和措施,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不合理的工业生产布局和工业内部结构。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也促进了国营工业的发展,并对民营工业发展产生了双重的影响。国民政府的工业统制政策作为抗战时期的非常措施,在战争前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之产生的弊端也加剧了抗战后期工业生产的危机。     

国民政府对战时银行存储业务的法律监管

储蓄存款是银行之本,自然是国家厉行推进和管理的重要业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规对储蓄存款业务进行了大规模的监管,在回笼货币、减缓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等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绩效,为战时金融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但是,抗战后期因通货膨胀的影响,国民政府的储蓄存款业务日益走向衰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合作社纳入战时经济体制，积极制定诸多扶助性政策，从法律、金融、人力、组织等层面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尽管国民政府的战时合作社政策存有一定不足，但总体看来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支援抗战，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简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产盐区先后沦于敌手,大批存盐滞留盐场。为避免存盐资敌,满足战时军需民食对食盐的需求,国民政府根据当时“商疲力竭”的盐业运输实际现状,及时调整盐务运输政策,实行官商并运。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与金融机构四联总处,根据战时盐业运输政策调整的实际需要,大力实施战时盐务贷款政策,利用国家各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大力开展贴现与放款业务,尽力向国家所属盐运机关、盐商提供贷款。从资金方面确保战时盐业运输的顺利进行,为将沿海大批食盐抢运到内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战时盐业“官运”规模的扩大,四联总处提高对战时盐业运输的认识,将盐务贷款上升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对于国家所属盐务机关及各地盐运商的盐业运输贷款需求,尽量给予协助办理。历史证明,四联总处所实施的战时盐务贷款,在促进战时盐业运输,满足大后方军民食盐需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战时食盐的抢运与运销。从而支持了抗战的胜利。     

从清水江文书看抗战时期土地买契税

契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一。透过清水江文书,可以看到抗战前五年天柱等县级政府实际征收的土地买契税率高于国民政府规定,后三年地方政府执行国民政府百分之十五的契税率这一实态。县级政府的契税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国政府的财政困境,但客观上支持了抗战事业。     

略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反腐败斗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俯顺舆情，制定和颁行了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和具体措施，严惩贪墨，这并非全是表面文章，对保证抗战的胜利有一定的积极意叉。但由于其阶级属性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国民政府的反腐败斗争“雷声大，雨点小”。     

1939-1949年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述论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防止了黄金的流失.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抛售黄金与黄金储蓄并用以稳定币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日战争.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黄金政策虽未能遏止通胀,但并不是全无效果.而自1947年2月17日至1948年8月19日改革币制为止,所谓收购黄金不过一纸空文.自1948年11月22日起至新中国成立前,黄金出售政策同样以失败告终.所以,国民政府黄金政策的失败不在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而在于其错误的政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