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机构信用评级的法律问题

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SPV)的信用评级,关键在于确定其实现破产隔离的程度如何,对不同组织形式的SPV,其破产隔离实现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对SPV的信用评级主要从SPV的章程、组织结构、商业活动范围、法律地位等方面来评价,对上述因素加以考虑,不同组织形式的SPV破产隔离的程度评价又是不一致的.进行评级时考虑的因素以及SPV的组织形式的影响对中国未来进行SPV的相关立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资产证券化中SPV破产风险隔离法律机制探讨

风险隔离机制被认为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特点和优势所在，如何构建合格的SPV，并实现SPV的破产隔离是证券化风险隔离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也是资产证券化立法的重要内容。联系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应加强对SPV破产隔离法律机制的研究，选取合适的SPV组织形式，完善有关立法，构建合格的SPV破产隔离机制，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日本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机构信用评级的法律问题

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机构（SPV）的信用评级，关键在于确定其实现破产隔离的程度如何，对不同组织形式的SPV，其破产隔离实现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对SPV的信用评级主要从SPV的章程、组织结构、商业活动范围、法律地位等方面来评价，对上述因素加以考虑，不同组织形式的SPV破产隔离的程度评价又是不一致的。进行评级时考虑的因素以及SPV的组织形式的影响对中国未来进行SPV的相关立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安然事件后对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反思

美国安然破产丑闻发生以后,引起了人们对独立董事制度的怀疑,特别是在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的独立董事制.中国现行独立董事制度在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界定、独立董事的产生和其如何发挥作用,以及谁来监督独立董事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对我国资产证券化若干问题的思索

针对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诸如基础资产池的构建、SPV的设立方式与破产隔离、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与税收安排以及资产证券与中介机构、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资产证券化与信用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对策

强化董事会的监督和决策功能是独立董事的基本职能.公司应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独立董事,目的是保证公司在引入独立董事后可以赋予其明确的职能;完善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以保证其独立性;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以使其在工作中有积极性;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使独立董事制度在运行时有法可依.     

我国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SPV模式选择

SPV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中的处于核心地位.比较分析"公司型"、"有限合伙型"、"信托型"三种SPV模式的特点,得出信托型SPV具有法律上可行的比较优势、财产隔离的制度优势和产品品种丰富、创新能力强的优势.提出了信托型SPV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合理选择并构建了具体模式.     

浅论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探究独立董事的效用问题及激励机制

独立董事2001年正式引入中国，旨在防止公司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但无论是沪市、深市发布的独立董事履职报告、独立董事自身感受，抑或是媒体的报道，都指向了独立董事积极性不高、行使职权效用不佳的问题，因而上市公司应积极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以改善独董制度运行现状。     

美国资产证券化构造之法律问题研究

资产证券化是起源于美国的新兴融资方法,资产证券化构造主要涉及到三个法律问题:SPV的"破产隔离"、应收账款的"真实买卖"、以及应收账款的转让"完善"。美国的实践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标准,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立法也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来解决这些法律问题。     

美国资产证券化构造之法律问题研究

资产证券化是起源于美国的新兴融资方法，资产证券化构造主要涉及到三个法律问题：SPV的“破产隔离”、应收账款的“真实买卖”、以及应收账款的转让“完善”。美国的实践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标准，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立法也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来解决这些法律问题。     

论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

商业银行破产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但银行业的特殊性及现代破产制度价值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宣告商业银行破产需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其不能像一般企业一样过于简单地退出市场。在对商业银行破产标准的认定上,也应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针对其特性,有必要专门规定判断商业银行破产的指标体系,而且这一指标不应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指标,更应该是金融意义上、经济意义上指标,文章对这些指标体系作了初步的构想。     

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优化

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M-M定理及其修正理论认为负债产生节税效应,因而负债率越高企业价值越大,企业应该尽可能多的负债。该理论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考虑到由于债务上升,所引致破产增加的可能性。破产成本的存在,会部分或全部抵消财务杠杆的节税效应,企业的财务杠杆就会受到制约。因此,企业并不是负债率越高越好,而是应在于利息税收收益正好等于由此带来的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这一点上,在该点企业资本结构达到最优化。     

论资产证券化立法中的"安全港"条款

资产证券化作为新兴的融资方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采纳和运用。影响其有效性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破产隔离能否真正实现,"安全港"条款正是为了真正保证资产已经从发起人转让给了特殊目的机构。安全港条款适用资产范围广泛,同时也有一些例外情形,它对保护资产证券化,提高交易确定性很有帮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该规定对我国的未来相关的司法以及立法具有指导作用。     

我国破产整顿程序的缺陷及完善

一国破产整顿程序的结构直接影响其运作效果 ,程序的结构与功能有着一定的联系 ,其背后蕴含着立法者深刻的意图。我国破产整顿程序虽很不完备 ,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完善我国破产整顿程序立法中 ,理应把现代破产整顿程序的时代精神贯穿其中。     

我国破产法中自愿破产原则的反思与重构——从中美重整制度的比较出发

破产法中自愿破产原则不仅标志司法机关无权主动判定债务人破产,而且债务人由于其具有的信息优势处于申请破产的最佳位置,因此破产制度构建中应当贯彻自愿破产原则.自愿破产制度设计往往决定着破产程序的目的能否实现和公司重整能否成功.我国破产法应当贯彻统一自愿破产原则,并通过现行破产法中的自愿破产制度进行反思和重构,使破产法制度成为统一的刚柔并济的有机整体.     

论我国新破产法中人民法院定位的缺失及完善

新破产法虽然摆脱了行政之手,却赋予了法院过多的权力,导致法院在与管理人、债权人会议的关系上发生错位。基于破产程序非诉讼法律属性的原理,人民法院不宜在破产程序中居主导地位,而应是中立、独立的裁判者、监督者。我国可考虑建立政府破产管理专门机构、管理人协会来理顺法院与管理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明确债权人会议对于管理人的选任权、赋予债权人会议对于管理人报酬以及费用等事项的决定权,来理顺法院与债权人会议之间的关系。     

破产能力探究

我国1986年《破产法》仅规定国有企业法人可以破产,与现代国际破产制度存在很大差异。破产能力的规定直接涉及到破产法的适用范围,通过对各国和地区破产能力的立法考察,建议在新的破产立法中应当实行一般破产主义,扩大具有破产能力的主体范围,充分发挥破产法的社会功能。     

关联企业破产债权保障刍议

在企业经过破产程序退出市场的过程中,制度设立的重要目的在于保障破产债权的公平分配。在众多形态各异的企业破产中,关联企业的破产基于其固有的特殊性,对于其破产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破产债权的保障更值得进行探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破产债权保护的相关制度的不足越来越明显。由于企业从设立到退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对于破产企业债权的保障也应从企业设立时就开始,通过“前端”到“后端”的连续制度设计,构建好关联企业破产债权保障的完善机制。     

破产取回权新论

新的《企业破产法》和《物权法》颁布之后,取回权有了新的内涵。它在性质上属于在破产程序进行中行使的实体法上的财产权,是取回权人可不依破产程序直接从管理人处取回自己财产的权利。在相对人破产的程序中,应认定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对标的物享有的所有权、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让与担保中担保设定人对担保物的所有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般取回权,同时排除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所有权人的一般取回权。一般取回权,在标的物毁损灭失或标的物因添附被破产人取得所有权时转化为一般破产债权。特别取回权除法律规定的出卖人取回权以外,还应包括行纪人取回权和代偿取回权。     

从负债经营正负效应看企业最佳资本结构

企业主要以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进行的生产活动称为负债经营.企业如何进行适度负债,捕捉投资机会,既获得最大利益又不至于面临破产的风险呢?根据财务危机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当负债达到一定比例后,由于财务风险的增加,负债对企业价值产生负效应.由此,对任何一个企业,存在着最佳筹划方案.只有当股权、债权达到合理比例的运用,才能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对于不同的企业应根据其所处的环境及微观因素来考虑其筹资方案以寻求最佳资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