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密宗入粤及文物考述

盛唐时期 ,佛教密宗(纯密)传入广东 ,在岭南佛教界得以与禅宗争一席位 ,值得岭南佛教史、思想史的研究者所注意。以往有关岭南佛教沿革著述对密宗唐代入粤及有关文物较少述及 ,本文因此略作勾沉稽考 ,以为补充。将密宗传入唐地的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三位印度高僧中 ,就有金刚智及不空等二人来过广州 ,他们在广州都有传播密宗的佛事活动 ,反映了广州是密宗自海上东传入唐的重要口岸。今存于广州光孝寺及潮州开元寺的唐代陀罗尼经幢 ,是密宗在粤地佛事活动的重要文物。不仅可以作为密教传入粤地之物证 ,还可以作为密教在东南沿海传播路线之重要线索。前者年代确切 ,后者建造时间已有方家考证 ,本文有所商榷。     

藏密曼荼罗的哲学意义

在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大乘佛教密宗仅重修持、设供、持咒①、仪轨，而没有什么深奥的义理，更没有深厚的哲学理论，按佛教的术语，就是非常深厚的教理体系。这种观点，是由于只看到它的表面，没有认识它的内涵所致。当然，在印度大乘佛教发展到晚期，由于教理愈来愈深奥，僧侣在寺院内深居简出，使佛教脱离广大信众，有被群众抛弃的危险，因此，迫使大乘佛教广开I河路，更多地吸收一些它以前认为是“外道”②的东西。这就不由自主地向密宗方向滑去，后来出现了古密教或“杂部密教”。在这个时期的密教还没有系统的理论、教义，更谈不上哲…     

试述开元三大印度高僧的译经成就

唐开元年间，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中国弘扬正传密宗，史称唐密。由此，掀起了中国译经史上的辽后一个高湖，中国密教进入极盛时代。     

塔尔寺的学院和学经制度简介

<正> 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曾经是青海地区信教者的最高学府。它设有四个学院,即显宗学院、密宗学院、医学院和时轮学院。这些学院是按照“五明学”分设的。显宗学院,藏名参尼札仓,研究“因明”(佛教哲学),是塔尔寺中     

论明宣宗崇奉密教

明宣宗崇奉密教,在京大量封授和供养印度密教和藏传佛教僧人,接受密教灌顶,翻译密法坛仪,听密僧讲法,频繁举办密教法事,为密教僧人修建寺院,开度密教僧徒,在宫中铸造藏式铜佛像。宣宗崇奉密教,不仅有印度密教及藏传佛教教义、修持特点吸引的原因,也有宫中信奉密教传统的因素,以及他追求奢靡淫逸生活的需要。明宣宗崇奉密教,破坏了国家的用人行政制度,耽搁废弛了朝政,导致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极大浪费;促进了印度密教、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为后朝所承继和张大,致明朝中期诸帝大肆崇奉密教,影响不可小视。     

一部颇见功力的学术专著——《中国密教史》读后

<正> 密教是佛教中相对显教而言的一大流派。公元二世纪上半叶至公元八世纪中叶,我国佛学界翻译密教经典,与印度次大陆及中亚地区来华僧侣中熟悉密教教义的僧侣交往甚密,遂形成我国汉传佛教的密宗宗派,以至于历代相沿。密教的教派、义理及其修习方法十分繁复庞杂,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对其历史沿革缺乏系统地整理、归纳。现在,青海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     

交河塔林与密教东渐

通过对密教特点和密教五佛五智的分析，认为交河塔林是以塔的形式表示五佛五智理念的密教曼陀罗；从印度密教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和交河佛教的兴衰角度论证了交河塔林的建造年代；阐述了西域密教的流行状况及对汉地的影响，认为交河塔林是西域密教对印度密教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发展的标志；考证了五塔同踞于一座台基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认为交河塔林十分突出、明确地标示了这类塔的原始宗教功用。     

近代藏汉文化交流的使者——能海法师

西藏佛教于元、明、清三朝,虽已传入内地,但多为帝王御用,民间传习者甚少。“特于汉僧丛林,尤为扦格不入。”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汉族佛教诸宗,已有悠久的历史,以为学佛人只要学通诸宗教理即可得到满足,认为“印度佛学,亡绝已久,今欲求佛学之真,必于中国。”“学者诚有志佛学,当以中国译籍为本。”而汉地佛教虽以大乘显宗性相两宗为主要,但是佛经典籍浩如烟海,故一人无暇外求。其二,在汉族地区很少有人翻译宏传藏文佛教典籍,所以,不知藏传佛教蕴藏之丰富,更不知印度大乘佛教晚期的种种高深密法都保存在藏文佛经里,并在雪域高原得到了发展。有些藏族僧人来内地传法,也因不通汉语,只传授了一些密宗事相,对于较深的教理,限于译述能力,未能传达。因此,汉族僧徒只接触了一些藏传佛教密宗的皮毛,而无法窥探到其中深广的内涵。加之西藏地处世界之巅,令人神秘莫测,藏传佛教又以密宗为其主要特点,吸收了一些西藏原有宗教——本教的鬼神及仪式,遂令一般人认为西藏佛教,就     

我观大足石刻

在人们的印象中,大足石刻多以密宗造像为主,尤其是宝顶山石刻,正如郭相颖先生说的,更是“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场”。 然而,既是作为“凡释典秘载无不备列”的造像本身就说明了它不可能是“完备”的密宗道场,势必还包容了佛门各家宗派的内容。即使是密宗,也是经过引显入密、大胆改造后的三教混同、禅密融合的产     

宋初佛画的输入日本及其影响

10世纪末密教在日本非常盛行,相对于显教,密教非常重视事相,除祭祀和咒语之外,教徒最为看重仪轨和佛画在传教中的作用。由于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空海对于曼荼罗的重视,此后来唐和来宋的日僧都要携带大批曼荼罗密画回日本,这些曼荼罗和反映密宗思想的佛画输入日本使中国绘画艺术不断影响了日本。奝然的来宋使10世纪的中国绘画艺术再次冲击日本,同时也使一些绘画珍品在异国得以保存下来。     

北元时代孛额教的复兴

北元时代孛额教的复兴额尔德木图大元忽必烈汗请西蕃佛教为大元国教，历代皇帝各拜善僧为“帝师”，因此，西蕃僧众有恃无恐，“国家财富，半入西蕃”①。西蕃佛教密宗尤为肆无忌惮，“经文教导受灌顶后的密教行者的行为准则是：他应当‘杀生’，‘说谎话’，“取所不与”...     

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梳理

明代所谓“西天”，是一个含义很宽泛的地理概念，往往包括中国西藏和整个南亚次大陆在内的广大地域，狭义上则指古代“五天竺”的地理港畴。元末明初，来自“西天”迦湿弥罗的佛教僧人萨哈拶释哩在中国传法弘道十余年。他去世后，中国弟子智光宗承师说，发扬传承，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印度密教特征的佛教教团即“西天僧”。达个教团以北京地区为中心，与宫廷皇室及宦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地位尊崇。其宗教影响也进人到宫廷冲。智光去世后，其塔葬处所建寺院被赐名为“西竺”，其弟子于其茶毗处所建寺院则被赐名为“西域。     

漫说禅、密的师道尊严─—禅宗与密宗比较研究

密宗行者中流传着一句话：“高密十年禅”，意即：要修学好密宗，必须以深厚的禅学理论作为基础，这说明在禅学与密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共同处在于它们都宣扬师道尊严。一般的佛学流派只有“三皈依”——皈依佛、归依法、皈依僧，而密宗却在佛、法、僧之上，增加了一个教导行者修持的上师，认为一个修持者，没有上师就不可能成佛，因为上师是佛、法、僧的总代表，他把无形的宇宙力量转化为有形，象当年的佛陀一样，具体地指导人的一言一行，因此，只有无条件的服从，才能契入宇宙核心。一个修密者唯有通过修持，上师、本…     

罗布桑却丹的无神论思想

喇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一个派别。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公元八世纪时印度僧人莲花生等把密教传入西藏地区与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相结合而形成喇嘛教。西藏红帽派旧喇嘛教同蒙古民族发生关系始于十三世纪中叶的元代,但只是活跃于皇室宫廷之中,尚未在民间流行。十六世纪末期的明代,宗喀巴所创的黄帽派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取代蒙古原有的萨满教,成为蒙古民族唯一的宗教信仰。这主要是由于蒙古封建主的大力提倡和明朝皇帝的鼓励。到了清朝末期民国初年,由于清廷对喇嘛教实行保护和奖励的政策,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达到极盛时期,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精神支柱。     

禅宗北宗与密教关系研究

以神秀一系为代表的禅宗北宗在当时号为正宗,是禅宗的主流派系.北宗兴盛之时,也是密教兴起之时,以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为主要代表,创立了唐代密宗,因此两宗关系相当密切.北宗门下著名禅僧,如神秀门人嵩山会善寺景(敬)贤曾与善无畏交往,对谈禅法,并被认为是善无畏门人.神秀门人义福也相传为金刚智门人.普寂门人一行先后师从善无畏、金刚智,参与翻译了许多密教经典,并作《大日经疏》,也是当时密宗的重要人物.嵩岳一向是北宗的大本营,而担任金刚智翻译《瑜伽念诵法》、《七俱胝陀罗尼》笔受的温古也号称“嵩岳沙门”.善无畏住持圣善寺,而普寂最重要的门人弘正后来也长期住持此寺.因此两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对之研究.     

朱子社仓法的社会保障功能

朱熹于乾道七年（1171），在社会崇安（今武夷山市）开耀乡五夫里创办“五夫社仓”，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社仓事目》，于淳熙八年（1181）呈请孝宗皇帝批准“行下诸路州军”①。此后，社仓也就成为农村储粮备荒及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朱子社仓法（后人把《社仓事目》连同“五夫社仓”经营管理办法统称“朱子社仓法）”卿成为一个以实物形式施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社仓法在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方面起过积极作用，被后人誉为“先儒经济盛迹”。现在考察朱子社仓法（以下简称社仓法）仍有其现实意义。一、创办社仓缘起及社仓…     

充分领会“贺信”精神 发挥其育人激励功能

在西藏民族学院50年校庆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信祝贺：“学院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坚持面向西藏、服务西藏的办学宗旨，践行爱国、兴藏、笃学、敬业的校训，为西藏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密宗道场及研究断想

再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密宗道场及研究断想郭相颖（一）在我读到的有关大足石刻的文章中，对宝顶山石刻是否是密宗道场？大足石刻造像中是否密宗造像数量比例大？争论较多。李哲良先生撰写的《我观大足石刻》［１］（以下简称《我观》）一文，开头写道：“在人们的印象中，...     

房山石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在政权更迭频繁、多元文化交汇的背景之下,华北北部民间社会的佛顶尊胜信仰保持了很强的延续性;此信仰在辽中后期也影响到契丹贵族;辽代密教的渊源除了唐密,还包括杂密和直接来自印度的因素.辽中后期,汉族民众也为契丹统治者建造经幢祈福.这些都是中古时期不同文化交融互动和族群关系演进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东方神坛上的叛逆者—仓央嘉措

十六世纪初期,当德国神父出身的宗教改革家闵采尔以惊人的胆识宣布“耶稣不过是人”的时候,被世人誉为西方圣坛最伟大的叛逆者。时过不到两个世纪,东方又有一位“神”站起来宣称他自己并不是神,这就是西藏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然而对仓央嘉措其人其事的评价,长期以来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