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

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特征要求跨越地域性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而这必然在多个层面冲击国家及其自主性。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建构性因素面临排他性权威分流困境、政治认同削弱危机和民主赤字难题等现实挑战。经济全球化带给国家的种种挑战一直吸引学界对国家角色的关注,围绕国家自主性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分野,回归国家学派的立场是国家强化论,而新自由主义者则预判国家销蚀论。两种观点背后实际上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博弈。未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主流话语是国家建构,后发国家是否拥有适当的国家自主性,直接决定着国家建设的成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自主性的维系,在国家层面要发展民主凝聚机制,在国际层面要重塑全球权力秩序,形成制度自律逻辑。     

内外联动时代的国家自主性战略——基于“STIM”模式的透视

在内外联动时代,国家自主性是比主权更为切实的国家战略目标。国家自主性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与机遇。"以国家为中心的双向互动"模式,(即"STIM"模式)有助于分析内外联动条件下国家自主性的存在状况。在内外联动条件下,国家可以采取整合、国际化、国内动员、消极分化和积极分化五种战略来增强其自主性。虽然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日益增大,但这种影响并不必然削弱国家自主性。只要应对得当,国家也可以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内外联动来增强自主性。     

国家、家庭与消费者自主性

由于中西方社会之间在制度环境上存在的较大区别,中国消费社会研究中的消费者自主性议题应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制度因素;基于国内学界在消费者自主性问题上所存在的研究不足和中国社会在"国家——个人"之间关系中所形成的"家庭化"事实,中国家庭制度因素是我们探讨消费者自主性议题和理解"国家——消费者"之间关系的聚合点。通过对中国家庭制度及其建构过程的关注和分析,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消费者自主性的现状,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从消费领域窥视"国家——消费者"之间关系张力的有效途径。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改革——兼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标志。作为人类文明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不仅支配着21世纪的世界进程,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构变迁、阶级整合、理念更新、权力重组的社会过程和政治过程。因而,必须明确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创新政治体制。推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政治改革,必须处理好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趋利与避害的关系,从而获得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不同发达程度国家之间的双赢。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国家自主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从政治学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望取得突破。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官僚体制的发展、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与高层精英的战略领导以及平均主义带来的平等社会结构等,使中国在改革之初的发展就具有自主性特征。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基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有效干预,这种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国家自主性的政策和制度供给、政策和制度执行两个层面。但近些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社会不公和利益集团,成为国家能否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而必须应对的难题和挑战。中国需要从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自主性提升两方面入手实现国家自主性的平衡,以隔离性和嵌入性为特征的治理式互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自主性的目标和状态。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新角色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模糊与地方力量的加强 ,以及经济自由、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之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 ,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 ,使之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在新历史条件下 ,国家既要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 ,又要进行社会福利改革 ;在多层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形式 ,加强合作机制以解决大量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 ;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平衡 ,既体现差异性又重视互补性 ,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 ,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     

国家自主性: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的一个维度研究

转型期中国的有效治理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回归国家学派提出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和社会关系新的范式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以批判社会中心论作为支持理论的回归国家学派提出了国家可能做出摆脱其统治阶层的国家自主性行为,国家自主性以相对性和动态发展性为主要特征。国家自主性理论经常面临着来自社会中心论的挑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自身也存在着诸如概念界定不清、推演过于绝对等缺陷。对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发展道路来说,当前转型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经常表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政治现代化是构建合理限度的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方向。提出构建隔离性的政治体制、打造嵌入性的社会组织和追求国家自主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作为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可能的路径选择。     

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

国家形态与国家成败具有密切关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分析现代国家成长中形成的,其工具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自主性理论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元理论",对于研究现代国家建设具有普适性.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发现,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及其变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状况,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国家成功的关键.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改革的国际背景分析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推进同它所赖以存在的国际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区整合趋势越加明显,其在为西方福利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福利制度造成了严重冲击,并由此引发了全球化背景下深化福利国家改革的新问题。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与改革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调整的一部分,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领域自我调整的一部分。     

国家自主性研究层次评析

现代国家的构建使得国家自主性成为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还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其共同特征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家自主性作为描述国内层面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概念.新国家主义虽然也"以国家为中心",但是主张在"把国家找回来"的同时"不踢走社会",并尝试将国家自主性置于国际系统、国家结构和社会因素的网络中来探讨.由于国家具有国际、国内、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因此,分析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应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国家置于国际和国内的力量交汇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需要"强国家",但必须通过"建制性权力"使得同时出现"强社会"成为可能.     

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美国州与地方政府机构不断进行改革,以此完善政府功能,提高行政效率。当今,美国各州与地方政府推行的“重塑政府”运动,在原有政府改革的基础上,将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并取得良好的成效。关国政府机构改革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理念,具有强有力的法制约束和制度保障,它为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改革提供了许多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探究——有限理性政府试错式改革与满意实现

实现改革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平稳和发展即满意,需要政府的合理抉择;而政府的有限理性则决定了合理的政府抉择必须是一个基于解决问题,采取合适试错方式的改革过程。解决问题要求政府通过信息分析,准确诊断社会状况,提出事前能为社会接受的改革方案。合适试错式改革要求有限理性政府通过试错式改革平衡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动态要求,掌握改革主导权。就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而言,由于政府在试错式改革过程中牢牢把握住了发展、改革和稳定三位一体的执政理念,时刻注意自己的抉择与经济社会的协调,从而能比较满意地实现改革目标。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变迁分析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自建国后至今,经历了初建街居制、人民公社、文革、重建街居制、社区制五个时期。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发现国家力量是变迁的主导力量,社会变迁是变迁的重要动力,变迁过程则体现了政府模式的转变。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关键,突破制度依赖是改革的难点,治理过度行政化是改革的突破口,促进社会发展是制度变迁的长远之计。     

服务型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传统的政府管制模式和管理理念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借鉴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先进经验,构建一个真正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服务型政府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当前,变革我国政府的施政理念,不仅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和基础条件,而且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转型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为此,我国政府要树立起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执政为民的政绩观、依法行政的法治观、科学民主的决策观和从严治政的责任观,不断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完善。     

国务院机构改革趋势分析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党政关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在近三十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改革的先导和指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务院机构在2030年之前,既不会按照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模式循环下去,也不会按照企业型政府范式逐步成为一个＂小政府＂,而是保持较平稳的态势,同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会进一步加强。     

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研究

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了独立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和企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之后,二者随着政策的变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囿于历史问题,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差异逐渐明显,引起公众广泛的讨论。因此,我国政府急需重视养老金双轨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开始进行并轨制度设计。     

任务型组织:政府改革的新组织取向

停留在机构改革上的政府改革已经走入困境。在未来,政府改革就其组织层面而言,必须有新的取向。任务型组织是当代政府改革的组织取向。它是与常规组织相对的一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迅速发展需求的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由于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自我调适性而在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中显示其优势,具有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常规组织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新的组织取向要求政府在改革上必须有观念上的转变,把服务型政府作为自己的目标,动用全社会力量来共同应对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与政府的理论变迁及中国实践

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一直是西方经济学讨论的焦点,两者一直并存于市场经济中,两者的关系不是静态不变的,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动态变化的.不管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为前提条件,政府干预的多少是与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负相关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到了攻坚期,政府主导型的体制暴露了许多问题,只有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立法治政府,完善市场机制,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论当代政府建构的四个转变

改革开放开启了政府变革的历程。当代中国政府建构在最核心的政治理念层面，必须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在政府职能上，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在政府模式上，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在政府权力上，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在政府治理上，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民富优先导向视野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整体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重在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关键是加快推进政府转型。具体而言,要以提高劳动者报酬为目标,强化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责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加强政府自身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