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几个问题

非法集资犯罪涉案金额巨大、受害人众多、社会危害严重,且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政法机关对非法集资犯罪的打击从没放松,但其发案态势仍不容乐观。应针对非法集资犯罪发生及处置中的具体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不同的应对策略。     

有组织犯罪与社会控制

笔者认为 ,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应该这样界定 :有组织犯罪是一种集团性的、有自己的核心领导层和组织结构 ,有自己的犯罪亚文化和亚社会结构 ,以追求非法利益为目的的特殊的共同犯罪。有组织犯罪有三层含义 :( 1 )它首先是共同犯罪 ;( 2 )它是有高度组织性的共同犯罪 ,而不是松散型的三人以上的结伙犯罪、团伙犯罪和合伙犯罪 ;( 3)它是一种追求规模化的非法利益和最大限度满足非法需要的集团性犯罪。这里的非法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 ,还包括精神利益 ;非法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 ,还包括精神需要。有组织犯罪的发展态势当代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呈现…     

洗钱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研究

产生非法收益的犯罪属于上游犯罪,而洗钱犯罪则属于下游犯罪。毒品犯罪俗称洗毒钱;黑社会性质犯罪俗称洗黑钱;走私犯罪俗称洗私钱。洗钱包括两个阶段,即清洗毒、黑、私钱以及将清洗过的钱重新投到合法经济中。洗钱犯罪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因为毒品、走私等上游犯罪所产生的收益通常特别巨大,由个人窝藏或销赃既不易消化处理,又得冒更大风险,若借助金融机构结算工具和帐户,通过转帐、汇兑、托管以及信贷等方式,则可达到非法收益合法化的目的。     

严重非法关联交易行为犯罪化探讨

《公司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规定了自我交易禁止义务,违反该义务的规定即构成非法关联交易行为。司法实践中,对部分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非法关联交易,刑法对此仍留有空白。文章通过对非法关联交易犯罪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进而提出我国严重非法关联交易行为入罪的立法构想。     

“组织涉黑”性质的界定及其引申

对涉黑犯罪采取“打早”、“打小”的政策须以打准为基础。涉黑犯罪分为两个类型：与组织形式相关的犯罪和基于组织利益由成员实施的具体犯罪。一般情形下由成员实施的直接危害社会的行为应被首先评判,此后甄别成员问非法利用关系证明非法利益共同体的存在,最后对应刑法条款决定是否适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罪名。如果存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犯罪人的,亦据此决定适用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或适用其他罪名。     

非法第四方支付的刑法规制

第四方支付是聚合多种支付通道的高效便捷的在线支付方式，具有广泛的兼容性、显著的便利性和集中的流量性。网络黑灰产在利用非法第四方支付的过程中产生了企业商户类、跑分平台类和虚假交易类三种主要业务模式，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洗钱犯罪、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犯罪类型。基于非法第四方支付犯罪的监管难点，理应进行前置性法律法规的充分规制,明晰刑法适用的统一标准乃至推进刑事立法的适当补充，从而将非法第四方支付犯罪的防治策略提升为治理网络犯罪的有效经验，以保障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网络秩序的持续稳定。     

偷渡犯罪问题新透视

偷渡犯罪是中国刑事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涉及非法出入境的多种犯罪行为进行总结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偷渡犯罪是一种包括双向、对合性质的行为主体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一方是偷渡客所实施的违反国家出入境管理规定、非法出入境的行为,另一方是组织、运送、帮助偷渡客所实施的偷渡行为。其表征体现为有组织性、跨国性和手段的多变。鉴于此,反偷渡犯罪的举措重在:臻密主权国家的立法规定、严惩偷渡犯罪的组织者和加强国家及地区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在国际社会形成预防和打击偷渡犯罪的合流。     

毒品犯罪中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毒品犯罪中存在的问题颇多。本文主要针对毒品犯罪中的四个问题:非法持有毒品罪,毒品犯罪的既遂与未遂,以及毒品犯罪的诱惑侦查,提出其存在的不足,并就如何完善,使其更好、更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加以论述。     

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较为复杂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一个对非法证据加以排斥,并运用证据查明案件真相的认识过程,还是法律价值选择与诉讼目的实现的过程。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观。应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程度相当性原则在非法口供认定中的运用

非法口供的准确认定是非法口供排除的起点。能否准确地认定非法口供,直接决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效果。根据现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程度相当性原则能够较好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非法口供的认定问题,并且较为恰当地在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的价值中保持衡平。     

河北省地下水开发利用状况研究

地下水资源在我国水资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最高的是华北地区,但是由于连年的超量开采地下水,已导致河北地层下降,形成以各个省辖市为中心的多个"漏斗"群。文章对河北省地下水资源现状和前景进行了评价,给地下水超采敲响了警钟。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活”而不“泛”的解释论思考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存在罪状表述模糊、行为边界宽泛的天生缺陷,致使该罪面临"被虚置"与"口袋化"的双重困境。将"违法犯罪活动"限定为犯罪行为或者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违反了《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应将"违法犯罪"限定为与明文列举的诈骗等行为法益侵害性相当、与犯罪有关、具有侵害重大法益危险性的活动。利用"伪基站"设备发送所谓诈骗短信,通常还只是诈骗预备,不应根据发送短信条数认定成立诈骗罪的未遂。所谓"同时构成其他犯罪",是指发布违法犯罪信息的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相关犯罪的预备;如果具体着手实行了相关犯罪,应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相关犯罪数罪并罚。只要行为人发布了违法犯罪信息,即使尚未着手实行相关犯罪,也不影响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成立,而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以被帮助对象着手实行犯罪为前提。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司法适用研究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仅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尊严,而且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社会影响甚烈,危害甚大。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准确解读刑法的有关规定,划清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保证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案件的正确定性处理。而判断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是否有犯罪的未遂形态,就必须明确该罪是否属于结果犯、行为犯或者危险犯。如果该罪属于上述三种形态之一,则其当然存在犯罪的未遂形态;反之,如果该罪不属于上述三种犯罪形态,则其犯罪未遂形态也就不可能存在。     

现代环境犯罪及立法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环境犯罪的现代化对现有的环境犯罪立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环境犯罪立法的现代化已迫在眉睫。如何有效实现环境犯罪立法的现代化?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思考:环境犯罪概念的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环境违法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环境犯罪的重刑化与轻刑化;环境犯罪的集中立法与分散立法。     

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探析

就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以及相关争议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本罪客体包括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具体分析非法集资行为以及非法集资数额的计算;探讨本罪中单位犯罪与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自然人犯罪的区别,认为金融机构将来成为本罪主体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本罪成立的关键。     

论税收犯罪及其审判

税收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税收法规,侵害国家税收管理制度,妨害国家税收管理活动,情节严重,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21条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的补充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我国当前税收犯罪包括:偷税罪,抗税罪,逃避追缴欠税款罪,骗取出口退税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从犯罪经济学角度分析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罪

分析了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罪的犯罪构成与认定以及寻租性非法低价出让土地罪的原因和机理,认为影响土地管理部门官员非法寻租低价出让土地罪的影响因素有:诚实工作的正常收益、罪行被发现的概率、贴现因子、租金的大小,罪行被发现以后的次优收益。以预期犯罪净收益为目的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土地管理部门官员个人寻租性腐败行为的动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治理的措施。     

新技术革命与法人犯罪问题

法人犯罪是英美等国一种重要的犯罪形式,主要指以增加法人财产为直接目的的非法获取行为。新技术革命由于扩大了法人的数量和规模,提高了法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加剧了经济领域的竞争和冲突,以及提供了新的犯罪机会和手段等,从而对法人犯罪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以美国为主,探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法人犯罪的主要特点和发展动向。     

唐五代敦煌民众的环境意识管探

唐五代时期,敦煌民众通过对当地干旱鲜雨的自然备件和对水资源非科学、不合理的利用以及对林草植被和旱生固沙植被的破坏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的认识,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通过积极植树造林、大力兴修水利、强化水利管理和开采地下水源等措施,努力改善当地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深化了朴素的环境意识.     

美国地下水保护立法的借鉴

美国建立了完善的地下水保护法律体系,其对地下水的保护覆盖了从地下水的开采到使用、分配、处理以及回灌的全过程。借鉴美国的经验,解决我国的地下水问题,应立法先行,制定统一的《地下水保护管理法》,完善修正《地下水污染防治法》,建立市场化的"水权"交易机制,建立《地下水水源地保护区》制度。应推进地下水保护立法的理论研究,借助理论研究成果来完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