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40年代作品中的“神”

“神”在沈从文的文本中具有多种内涵,然而作为其思想核心范畴的“神”指的是宇宙本体和生命的终极状态。它不可分析、不可言说,是沈从文在对“美”的迷狂中借助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获得的天人相契的启示——“无言的教训”。沈从文思想中的“神”既是对于湘西神秘文化的继承和提升,也是以湘西神巫文化铸造民族品德的具体实践。     

论沈从文的生命沉思与抽象追求

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沈从文的作品中不断出现对生命的沉思与对抽象的追求.人的生命的脆弱与有限,引发他的沉思.他主张,人必须具有"幻想或理想"的精神形态,要求索人生哲学,要确立生命的神性,要在艺术创造中寻求抽象之美,使生命从有限趋于无限.沈从文试图以文字符号,来追述、描摹幻觉中不脱离感性具体的美的抽象形式,其实验性作品<看虹录>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这类抽象的追求,也会使沈从文原与卢梭同调的"自然状态"的浪漫审美取向被干扰与消解.     

论沈从文"抽象的抒情"

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和作品细读方法解读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研究表明,沈从文此时在审美探索上表现出的是抽象玄思与抒情风格互相融合的特征,即所谓“抽象的抒情”,指出。抽象的抒情”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具有转型意义。     

论沈从文的生命重造思想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致力于对理想生命的重造。他将“美”与“爱”作为理想生命的核心内涵,在抽象中探寻生命的意义。然而,沈从文的“抽象的抒情”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关,其背景和最终归宿都联系着民族人格的重造。正是由于这一现实目的的存在,他的“抽象”重构遭遇到了“具象”的冲突,这也暗示了他后期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困境。     

从“生命”信仰谈到美的抽象——沈从文作品阅读扎记二则

<正> “生命”两个字象满天的星子播撒在沈从文作品的字里行间.“生命”意识灌注流溢,使沈从文作品升华到一种美的哲学境界.因此,揭示“生命”的哲学内涵,就成了把握沈从文的关键.一切哲学问题的实质是价值问题.整体世界由主体和客体构成,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主体和客体是怎样结合在世界的统一中的.而价值,正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范畴.价值乃至价值观念并不是哲学家发明的,它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并推动社会发展,哲学家的发现使人类获得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获得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也加速了社会的发展.     

冯友兰“抽象继承法”初探

20世纪 50年代教条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刺激及“双百”方针的鼓舞 ,是“抽象继承法”得以问世的历史诱因 ;“旧邦新命”的文化信念、“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理想 ,是“抽象继承法”得以萌生的精神动因 ;“旧瓶装新酒”的治学方法与“别共殊”的思维方式 ,是“抽象继承法”得以生成的思想渊源。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思想的普遍性形式”说、“具体共相”说及蕴含于“抽象继承法”问题中的传统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有必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沈从文笔下 “水 ”意象的象征意蕴探微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沈从文笔下的“水”意象具有深刻的女性象征意蕴、生命象征意蕴与道家智慧象征意蕴。沈从文借助“水”意象传达了湘西人的生命之“美”与生命之“忧”,接通了道家智慧,其深厚意蕴值得永远思索、回味。     

何以耳朵能制造“抽象”——艺术抽象的生理哲学论(之一)

人类感知和确立外部世界的途径主要依赖生理的条件获取“形象”,在哲学上,肉身感官形象和艺术创造形象可分为具象与抽象两类。视觉的“眼见为实”表明了眼睛的具象性——空间的具象性,听觉的“耳听为虚”,表明了耳朵的抽象性——时间的抽象性。这是人类最特有的生理/文化现象。基于人的生理构造的艺术抽象,声音能够先于视觉走向“抽象”的生理/文化的基本条件,体现了耳朵感官基础上的声音抽象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声音的抽象也就是对时间的抽象。这是音乐之所以抽象的时间逻辑,也是建立在视听生理基础上的抽象维度。人类的生理基础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人类的文化行为决定了人的精神行为。人的视听感官的矛盾决定了人类在抽象、抽象思维和抽象艺术上的对立与统一。人类抽象意识、抽象概念和抽象艺术的存在使自身摆脱了一般生命的限度,进入了一个智慧生命的阶段。从人类听觉艺术抽象化的发展来看,追寻时间的抽象意义一直是抽象艺术的绝对维度,因此,我们可以研判,视觉艺术的抽象化发生与发展也一定是建立在空间维度上的时间意义的发生与发展。     

生态思想视域下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新论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世界和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的湘西农民形象,抒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神性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因此,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自觉的生态意识,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明确其思想与创作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却是沈从文研究的一大难题。从时间的角度以及沈从文的风景描写与“风景中的人”三个方面来看，沈从文具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行的独特魅力。“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两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形成了极强的艺术与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不二法则——真实，也造就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和耀眼。童庆炳先生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切实的起点。     

略谈沈从文的文艺美学思想

名扬海外、声震三十年代我国文坛的沈从文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以极其轻松而洗炼的笔触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富有生命感的人物形象。诚然,沈从文没有什么专门的文艺理论或美学著作,但我们从他塑造的众多人物身上以及他的谈论创作的论文中,不难看出他的特有的文艺美学思想。沈从文的美学系统的最高存在范畴是“生命”、“自然”和“力”,其本体论最终落脚在求真、善、美的最高统一。他从认识生命、自然为始,以爱生命、爱自然达到最高圆满为终。(一) 美在“生命”首先基于沈从文先生对“生命”自由的衷爱这一人生价值观,他提出了:“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     

抽象的抒情——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较多注重观念形态上的艺术自律,它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在文字德性、生命重造上的展开便是文学经典的塑造以及经典塑造背后的文化进步使命,其内容则表现为抽象的抒情和从抽象的抒情出发的自为色彩浓厚的文学实践。由于这样的文学自律原则无法与新文学的载道传统分离,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相应地表现出多重的矛盾性,包括他对现行文学政策的理解,对情感诉求方式的独立性的肯定也决定了他的文学理想的不合时宜之处。所有这一切都可看作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寂寞。     

洛克“抽象观念”的“名”与“实”

在洛克的经验世界里，“抽象观念”的形成与表现总是不可避免，人类的经验过程总是要伴随着“抽象观念”的存在过程。洛克的“抽象观念”具备经验意义上的心灵位置和内容，它体现为洛克式的“抽象观念”实在，表现了这种“实在”的“名”就是人类经验的自然语言形式。语义世界的“抽象观念”出于心灵中的本源，它与自然语言形式的关系确立自由而任意。“抽象观念”于心灵和语言的经验之中并非总是保持了自身的同一性，所有作为经验对象或结果的“名”与“实”关系并非具备一种必然性的统一基础。“抽象观念”的“名”“实”区分与统一唯有回到理性主体存在的世界里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驳所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在当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只承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理论,而不同时把它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句句照办”,那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个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列宁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对真理,我们总是肯定的,没有什么具体还是抽象否定的问题。而肯定真理,总是具体肯定,没有什么抽象肯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而实践则是这二者之间的媒介。存在决定意识,实践产生科学真理。物质存在的形态是有条件的、具体的,社会实践的表现也是有条件的、具体的,因而,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论是其整个体系,还是其体系中的原理、原则,也不论是基本原理还是个别原理、个别结论,也都不可能不受客观物质和社会实践发展条件的制约,不可能不是具体的。任何真理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就其客观存     

对神性的抽象抒情——沈从文《看虹录》解读

《看虹录》曾被人讥为“色情”小说 ,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小说的主体部分对女人和鹿身体的描述 ,显示出沈从文在“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中 ,试图通过对自然人性中原始美的抽象抒情 ,来表达对人性回归的渴望和重建国民精神家园的理想。     

对冯友兰先生“抽象继承法”的重新认识

５０年代对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的批判问题，至今没有完全澄清，有加以重新认识之必要。批判主要针对他的两个观点：一、某些哲学命题可以区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二、哲学命题有阶级性，但其抽象意义可以为不同阶级服务。有些论者认为第一个观点是割裂了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第二个观点是否定了哲学命题的阶级性。本文认为这种批判难于成立，因为区分不就是割裂，承认其抽象意义不就是否定其阶级性。这些分歧还广泛存在于其他领域中，加以澄清是有现实意义的。     

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为镜像的“五四”新文化对沈从文的理想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新文化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其依据则是从“五四”时期科学理性精神与现代病理意识所衍生出来的“健康”意识。“健康的文学”观念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挥。从“健康”出发,他提出了“工具重造”与“国家重造”的观念。他始终把改造国民性、重造民族国家的重任系于文学一端,这既彰显了其纯粹不凡之处,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它们本身又构成了新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论“抽象式比喻”

本文对修辞学著作中比喻的定义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过去那种把比喻规定为用具体、熟知、浅显的事物或道理来描绘和说明抽象、生疏、深奥的事物或道理的说法有悖语言事实。文章用大量的语言材料论证了“抽象式比喻”的存在,对此种比喻进行了分类,并从思维科学、语言模糊性和文学形象再创造性等三方面论述了它们存在的条件。文章还把“具体式比喻”和“抽象式比喻”的不同的修辞作用进行了对比,提出了“抽象式比喻”重在其联想作用的观点。     

湘行“构象”与沈从文的生命观——《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中的水手形象

《湘行书简》可谓《湘行散记》的创作“底本”,二者在内容上具有衍生关系,却分别有着“即时记事”和“延时创作”的不同写作特征.《散记》中呈现了临对不定性命运“固执”担当、求取生存的边地水手形象,却与最初“书简”的陈说颇具差异,体现出能动的建构性.《湘行书简》记存了沈从文还乡途中对湘西生命由怜悯到敬、爱的情感更变过程,《散记》中的边地水手则是这一过程中逐渐孕生的生命观影响下的文本“构象”.“构象”过程体现出沈从文希望以原乡生命力补济现代文明的文明本位与现实关切.他的生命观可以被视作一个以“命运”、“意志”为边际二维的复调、动态的“连续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