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是在目前形势下迫切需要探讨的一个课题,本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本文采用因果分析和协整检验的方法 ,运用矢量误差校正模型 (VEC模型 )来确定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与GDP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动态长期均衡关系 ,从而挖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动力。结果表明 :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动态长期均衡关系 ,GDP的增长导致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 ,反之 ,亦然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资本形成的协整研究

文章首先概述了经济学界对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形成一般关系的分析,然后运用协整理论对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原因检验,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认为在长期和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资本形成都有促进作用。     

FDI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基于多重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1980-2004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出口额的统计数据,利用多重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度量,从而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及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特点及规律。     

外商投资、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快速增长,2004年达到606.30亿美元,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保持高速增长,到2004年进出口总值达到11547.4亿美元。很明显,我国已经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外资经济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各变量之间是否构成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广东省FDI利用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和短期分析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分别与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均衡关系。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远大于名义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影响；而短期内则刚好相反。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波动均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人民币汇率无论是名义贬值还是实际贬值都能够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湖北省FDI产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湖北省为案例对1990-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产业影响因素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文章在利用单位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考察的基础上,应用协整方法对变量的长期均衡进行分析,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经验性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财政收入比值、铁路密度和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财政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之阃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铁路密度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FDI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经济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已成为国际范围内的一个热点问题。利用浙江省1984-2007年度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和浙江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系统研究FDI和浙江经济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提出金融危机下浙江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FDI的影响

本文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根据我国1979-200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实际汇率等数据,实证分析了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将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83%,人民币贬值的短期效应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实际汇率的贬值对我国FDI并无明显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GDP贡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纳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着重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量化分析,实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作用的大小,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基于内外源分解的R&D驱动型经济增长协同因素研究

依据研发投入到经济增长的两阶段性,在综合性实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添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性资本溢出因素,且将数据结构面板化,深入挖掘R&D驱动型经济增长协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同时,将影响因子依据空间距离衰减原则进行内外源分解,分别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本土直接推动效应和跨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内源性和外源性的研发投入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影响创新系统的诸要素对于R&D驱动型经济增长作用明显;内源性FDI正向促进经济增长,但外源性FDI未能发挥显著作用;邻近城市的外源性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会阻碍本地城市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迅速增长时期,但区域间FDI差异不断扩大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本文尝试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对我国地级城市间FDI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发现：1993-2008年我国城市FDI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但城市间FDI差异较大,其中数量差异远大于质量差异,从FDI差异变动趋势看,数量差异和质量差异均呈下降趋势。通过面板GMM估计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FDI滞后效应以及WTO制度变化对FDI数量和质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工资水平影响是负向的。但分时段估计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工资水平与FDI项目规模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工资水平提高有利于提升一个城市利用外资平均规模,第三产业比重显著影响FDI数量规模。     

FDI、金融市场发展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金融市场是联接FDI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纽带,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技术外溢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数据检验,本文认为,受"金融市场发展门槛"的限制,当前我国效率相对低下的金融市场,不能为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提供必要的金融环境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协整分析：基于宏观数据的比较分析

在综合比较分析关于中国GDP和能源消费的各种宏观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选定以Maddison估算的以1987年不变价格衡量的GDP和以IEA估算的能源消费为分析的基础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分析技术发现：中国GDP和能源消费数据是一阶单整的,存在协整关系,并表现为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而进一步的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将提高0．811个百分点;相反,能源消费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将提高0．194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能源消费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强外生变量。     

陕西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在前人研究FDI时忽略其时滞性和累积性特点的前提下，利用陕西省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实际利用FDI存量对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里FDI对陕西省GDP的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西部大开发后的作用明显大于开发前，FDI是陕西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进行分析，发现陕西省利用外资规模水平长期严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速的一个原因；通过潜力指数分析发现，陕西省吸引外资的潜力居西部首位，并得出科研支出和高等教育人才是陕西省吸引外资的优势，出口少和人均能源消耗少是吸引外资的瓶颈。最后提出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陕西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国外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选取了FDI及影响FDI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8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PSTR模型。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FDI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陕西省“十二五”经济增长的预测研究

＂十二五＂规划在即,经济增长率及经济总量预测是制定规划目标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根据陕西省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国民经济核算历史数据,运用小波多分辨分析-ARMA和灰色GM（1,1）的预测方法,分别对陕西省2010-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进行了预测研究,为陕西省设定＂十二五＂经济增长的动态目标值提供基础性依据。     

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评价——基于PEGR方法和微观数据的实证

基于2000-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应用益贫式增长测度方法中唯一满足单调性公理的减贫等值增长率（PEGR）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系统评价。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表现出持续的减贫式增长特征,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大于收入分配改善的减贫效应;中国经济增长近期表现出相对益贫性,但仍不具有绝对益贫性。鉴此,结合中国实际,政府益贫式增长政策的关注重点应是改善收入分配的现状。     

中国工业减排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LMDI的实证分析

在回顾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污染排放变化的内在机制的理论基础上,使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以3种主要工业废气排放为例,对中国工业污染排放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工业生产中排放治理和技术进步发挥了主要的减排贡献,工业结构调整的减排贡献较小。中国工业减排应该是如何激励各种减排效应的扩大最终抵消规模效应的过程,在保持较快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减排的现实选择是着重加大治理力度和推进技术减排,兼顾结构减排,从而使减排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目标相融。     

我国城市化发展与FDI的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VAR模型对1979—2008年间我国城市化发展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动态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城市化发展与FDI之间长期协整，存在FDI到城市化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FDI对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有促进效应，影响随时间推移有减弱趋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对FDI有负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