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

20世纪20年代,针对一度风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一些趋新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些学者又相当强调国学或国故学的"资格",力图将许多不具此类资格的读书人排除在国学领域之外.这样一种希望维持国学之"清纯"的努力,揭示出这些国学的否定者其实相当看重国学.     

"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

20世纪20-4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并且为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革命。其中,学科体制的重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关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包含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的独立化两个趋向。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由此确立了国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形成,为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开辟了无数法门。     

"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

清季民初 ,“国学”、“国故”、“国故学”曾一度并行于世 ,给人们造成了相当混乱。实际上 ,此三词既有不同涵义 ,却又相互关联。从一般意义上说 ,“国学”、“国故”均指中国过去旧有的学术文化 ,只是“国故”一词相对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而“国故学”指的则是“整理国故”的学问 ,但同时也往往被省称为“国学”。易言之 ,近代所习称的“国学” ,有时作为“国故学”的研究对象存在 ,有时则意味着“国故学”本身。明乎此 ,或许能为恰当阐释“整理国故运动”预先做些铺垫     

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又有人觉得"国学"一名可以接受.这些现象说明"国学"是当时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     

建立一种"平等的眼光"——论"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20世纪20-40年代,胡适等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它所倡导的“经子平等”、“今古文平等”、“雅俗平等”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建立起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使国学研究的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藏运动"的影响

曾经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学术的传统。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都可谓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前驱;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古史辨派”又明显受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从提倡国学到再倡国学——国学与"国学热"刍议

20世纪初期从对国学的提倡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即是面对西学的强势拥入所进行的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捍卫与自救,并由此呼应救亡图强的时代旋律.在这个过程中,"国粹"及其与守旧、保守相关的因素被排斥,认为国学在西学的冲击下行将消亡的悲观论调被指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观点也未被认同,将"国故"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或可以担当复兴中华文化"大业"的盲目情绪同样被否定,人们更愿意将"国故"或"国学"限定在学术研究范围内,以"学无中西"的视野,将"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联系起来.时至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形象与当初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若再倡国学,则不应失察于以往人们对国学的争论及结论,更应重视不同时代的不同语境.     

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

国学推荐书目在20世纪20年代的频频出现，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列的国学书目，以及《京报副刊》刊发的多种“青年必读书”书目(包括鲁迅交的“白卷”)的文化解读，在它们与国故整理、新式教育和启蒙救亡等问题的关联中，阐述国学推荐书目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为中国学术谋解放——胡适开启国学研究的新方向

胡适从新文化的倡导者投入国学运动,志于谋求中国学术的解放.他以再造中华文明为目的,将国学纳入建设新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国学是研究中国过去一切文化的学问,提出整理国故,赋予国学以新的内容,改变了以治经为主,以小学为途径,以读经为普及活动的国粹学局面,从而推动了国学向现代学术方向的发展.胡适在20世纪40年代后不再谈国学,而谈文史研究.他认为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若干疑难的狭小的问题,采用传统考据方法的细密的考证.新中国建立后,文史研究代替了国学、古籍整理代替了整理国故.评价胡适对国学运动的贡献及其文史考证的成就,有助于我们对国学性质的认识,亦有助于对当前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的理性思考.     

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 ,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 ,“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 ,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 ,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 ,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 ;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 ,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国学探略

进入21世纪，“国学热”在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纵观历史，横观近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复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继续的群众运动——试论乾嘉朴学风气的形成

朴学思潮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主要思潮 ,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 ,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贾而好儒”及知识分子的“立言为上”是促成乾嘉朴学风气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华裔学志》的创办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华裔学志>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西欧天主教人士在中国创办的面向西方的汉学杂志,至今这本杂志仍然位居当代国际汉学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之列.这份杂志发展的最初时期正值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在13年的前期历史中,尤其得益于辅仁大学一些著名学者如陈垣、沈兼士、张星烺、英千里等人的鼎力支持.<华裔学志>在其前期历史中为中西学术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切,不仅具有时代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华裔学志>试图继续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以其关注中国古老文化的"纯学术性"来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胡适与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普及

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国学的普及不遗余力。主要表现在他先后两次关于中学古文教学的公开演讲及为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国学书目中。胡适注重国学知识的普及,认为没有相应的国学知识,青年们对外则不能代表中国,对内则将没有意义。国学一定可以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 ,相互借鉴 ,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论北欧汉学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半个世纪以来,北欧汉学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北欧汉学研究表现出从古典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转向的特点。这种转向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汉学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体现。汉学备受关注,与中国世界地位的日益提升紧密相连,北欧汉学的发展趋向正是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

哈佛燕京学社及哈佛燕京图书馆、东亚系,大力开展中美双方互派学者的研究计划,培养出大批中外名人,著名华裔教授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哈佛燕京文物收藏之丰富,哈佛燕京图书馆多元之馆藏、特藏及三任馆长与同仁对汉学研究贡献之大,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框架中,均有卓越的独特地位。哈佛燕京学社丰富了哈佛和世界的历史文化体系,建树恢宏。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学术思想要走向世界,应对海外中国学有所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涵盖很广,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包含在中国学之中。但一般说来,可以区分为现实意义的研究和学术意义的研究两类。前者可以为解决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并为后者提供一些可深入研究的课题;后者则是有长远意义的理论课题和基础性的学术建设。从哲学方面来观察,西方一些汉学家近年来研究中国学有三个新视角:一是在中国文化中寻求具有某些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二是以迂回与回归的模式研究中国学;三是再度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的研究。这启示中国学者: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积极参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讨论与建设,努力寻求在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对人类社会合理发展的资源;不仅要把中华文化中有特殊价值的思想资源贡献给人类社会,还要认真研究和发掘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