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传教士林乐知的翻译与译论

本文从翻译学的角度研究林乐知从事翻译的缘起和动机、与华人合译的翻译方式、其鲜为人知的译论文章《新名词之辨惑》。《新名词之辨惑》体现了林乐知独特且明确的翻译观。他认为,翻译中遇到的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的明显的词汇匮乏,是源于人心不得释放,新学不得发展。林乐知从文化的视角分析译名问题,使其成为继傅兰雅之后又一位对中国译论做出贡献的近代来华传教士。     

中国传统译论的“中庸”之道

面对西方译论重理论的强势形象,中国传统译论因其偏重经验和感悟而曾一度被边缘化,然而在时间上已经结束的中国传统译论对于重新认识当代翻译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分析内化于传统译论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和译者身份定位等三方面的哲学基础,即"中庸"之道,旨在揭示传统译论的无穷魅力以及对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重读中国传统译论:方法与尝试

重读中国传统译论.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如何读?本文着重探讨重读传统译论的方法,主张从文化话语视角出发,将传统译论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话语,回到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之中,回到中国人传统的言说与理解方式进行解读.我们重读的尝试围绕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展开,即,中国传统译论是潜科学的理论雏形,还是通向翻译之"道"的经验叙事.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可译论与创造性研究

论证中外学者大量的诗歌翻译实践中表明“诗歌不可译”之类的看法实属片面。通过对中国古诗英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客观存在的研究,着重分析古诗可译的客观性,并试图研究针对古诗中不可直译的内容等进行创造性处理的方法,如可通过对风格、音韵和文化方面的移植来进行等。     

从许渊冲的"三美论"视角看"三吏"英译

俗称"三吏"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是"诗圣"杜甫的经典之作,对其英文译介却为数不多.作为翻译大家,许渊冲以精湛的翻译技巧在"三吏"诗歌翻译中再现了"三美论"之意美、音美、形美的美学特征,堪称诗歌英译的典范.从"三美论"视角品鉴许渊冲对"三吏"的英译,既可以感受诗歌英译的创造性美感,也可以得到英汉文化差异带来的艺术享受.     

多元化译论对实用文体翻译文本的解读

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科学指导意义不容忽视。实用性文本应用范围广、文体类型各异,更需要有针对性的理论的指导。目前翻译理论随着不同的转向与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倾向。新译论、热点的出现为文本翻译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阐释的空间与视角。但研究现状不容乐观：新译论的应用过程往往缺乏创新、推陈出新不足,相关理论并未成为译学体系的一部分。文章通过回顾梳理多元化译论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对实用文体翻译的阐释,重新审视翻译理论系统的构建及文本翻译的本质。     

从赫施解释学理论看"忠实论"和"竞赛论"

"忠实论"和"竞赛论"是21世纪初中国译界一场令人瞩目的激烈争论,文章试从对20世纪客观解释学代表人物赫施的主要理论的剖析中论述"忠实论"与"竞赛论"各自的利弊以及共同面对的难题,最后提出"翻译乌托邦"的构想,建议两种论点抛弃极端,携手共进.     

论中国传统译论的语言、审美、伦理三个维度

中国现代译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挖掘和整理, 文章探讨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三个维度——语言维度、审美维度和伦理维度。从历时方面看, 这三个维度的生成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联性, 即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实践类型造就了维度的不同侧重; 从共时方面看, 这三个维度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立体的主体框架。同时指出, 中国传统译论与中国现代译论存在某种程度的同构性, 这就为我们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转化, 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译论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做了理论上的论证。     

中国传统译论中读者观照的诠释

读者观照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读者反映论,这恰是我国传统译论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论是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译者在翻译时均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背景、视野期待、审美能力等诸多因素.读者的需求和反应无疑会影响译本的质量以及译者对所译作品、翻译手段的选择.解读我国传统地译论中读者关照主要目的在于科学地审视和全面地评价传统译论.     

评鲁迅 “欧化”翻译观

鲁迅先生在清末民初提出他的"直译"主张后,又于"五四"前后提倡改革中国白话文,并在翻译上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看法,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观点,也引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场讨论.拟分析鲁迅先生的"欧化"翻译观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所起的利、弊两方面的作用.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本文重点探讨了著名翻译学家钱钟书在其所著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提出的“诱”、“讹”、“化”的翻译思想，以及其对于中西异质性语言文化之间的互解互译具有的理论上的实践意义。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新解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作为一个概念被译学界提出的时间并不长,即使如此,译学界还是对其起始时间至少存有三种表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或始于20世纪初,或始于二战后,或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此外,译学界对与之有关的“现代”和“当代”之间的关系也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要么把“现代”和“当代”等同起来看;要么绝口不提“当代”,只提“现代”;要么将“现代”和“当代”区别对待。因此,分析和厘定上述问题,并以此为据提出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视为一个动态概念的观点,即“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是指近十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无疑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认知和了解。     

“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肯定和背离

随着国际译学界“文化转向”的发生,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以原著为中心,以文本对照和语言分析为主要任务的规范式研究方法,而将翻译置入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译作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即描述翻译研究范式。“创造性叛逆”便是顺应这一研究导向,由我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谢天振教授最先引进的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命题。作为描述翻译研究膝下的产儿,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与描述翻译研究保持和谐一致,又有哪些自身特点暴露了描述翻译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呢？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分析。     

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读《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译论,仔细分析,有一部分译论竟然与同一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兴起的解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中一西两种译论虽然阐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文章拟从解构主义的视角,通过观察和讨论林纾的翻译作品,来探讨文学翻译作品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问题.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孔子仁学及其当代启示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其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孔子提出的＂仁爱＂、＂忠恕＂等一系列管理主张,表明仁学是一种伦理性文化。仁学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建设的学说,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关于国家统治和社会教化的管理原则。因此,从现代行政伦理的视角解读孔子仁学中的爱人、礼、忠恕以及安人等思想,不仅可以为研究孔子仁学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可以为当代行政伦理建设提供更多的路径选择。     

关联理论对“文化语境”翻译的解释力

由于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面临如何处理好"文化语境"的问题。本文解释了关联理论对"文化语境"翻译的指导作用,提供并分析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策略。     

翻译理论与翻译伦理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加深,翻译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翻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以来颇有争议。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和社会预期也相应提升。近年翻译界讨论的"归化"、"异化",其实也包含翻译伦理问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实践涉及译者译作的多元文化态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文重写的尺度、译者的责任等翻译伦理方面的问题。作为译者,在翻译时有必要对相关伦理问题有所思考,并体现在其翻译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尊重多元文化、沟通多元文化。但翻译伦理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应保持在一个什么度上,作为翻译研究,更应深入探讨。     

语境顺应论观照下的"笑"字英译分析

运用语境顺应论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英国翻译家Hawkes对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第26回50个“笑”字的不同处理,认为语境顺应论对文学作品翻译也具有同样的阐释力,提出译者可以顺应不同的语境因素,采用选择、补充、转译和省略的策略翻译汉语词汇,以达到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的翻译目的。     

从“狰狞”到“和谐”:本雅明“纯语言”的翻译观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提出了一种"纯语言"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看似"狰狞",因为它放逐了"读者"(接受者)与"交流",甚至放逐了"意义"。理论上它是一种"和谐"的翻译观。在纯语言这一"和谐、圆满的领域"的观照之下,原作与译作、忠实与自由这两对以往总是争吵不休、相互对立的概念也和谐地统一起来。本雅明这种"纯语言"的翻译观在更多的层面上只是一种理想的翻译观,带有本雅明式的"弥赛亚"救世精神。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却永远无法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