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构建及其作用分析

只有建立完善的机制,才能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基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受经济、道德、法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及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系统关系的研究结论,可从系统论的角度构建一个包括经济、制度、监督与执行四个子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其中,经济子系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和动力来源;由各种法律组成的制度子系统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参与社会责任运动的支持和保障;包括道德在内的监督子系统为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提供必要的监督和信息传递;执行子系统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承担者.四个子系统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才能有效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论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的困境及对策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是环保市场化的典型实践方式,该机制的建立可把"污染者付费"原则中排污者的直接治理责任转化为间接的经济责任,并带动环境服务业、环保技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进步,进而有效缓解目前我国单纯依靠排污者亲力亲为的治污模式与市场经济运行理念之间的不协调性,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能力。基于该机制的构建尚存在诸多困境,应从积极创造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介入及污染治理专业化的现实需求入手,积极培育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所需的法律政策扶持体系,创造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健康运行所需的制度环境和氛围,使污染治理逐步走向专业化、产业化、事业化。     

确立社会治理的三维视阈

笔者从制度、体制、机制的三维视阈,提出社会治理变革的本质在于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从强制型管理为主转向强制型管理与自治管理并举的状态;在社会治理的制度方面应把握责任的"度",政府权力的下放、社会协同治理方式的实施都应该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依据;在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中,政府需通过政策与法规的制度化手段,组织、动员、协同、监督非政府组织承担管理责任;在社会治理机制构建中,由于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所拥有的权力与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使社会的治理与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因缺乏合理的制度性社会评价指标,因而未能建立有效的社会监控机制;由于对虚拟社会缺乏必要的制度化规范和相应的组织管理体制,因而虚拟社会的治理机制尚未健全;为此,社会治理主体应确立社会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三维眼界与境界,建立结构与功能统一、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社会治理制度;理顺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设置专门的社会治理机构;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特殊人群帮教、治安综合治理、社会风险预警、社会利益诉求、社会监督调控、社会综合服务等社会治理机制。     

EPR下苏州电子产品回收供应链现状及对策

EPR制度对电子产品回收供应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电子废旧品来源、回收渠道、流向等方面对苏州地区电子产品回收供应链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供应链各环节缺乏契约与交流,市场不够规范;回收以个体或小型企业为主;回收的时间、地点、数量分散不确定;回收缓慢,再利用需求市场存在更大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因而,加快完善法律法规、系统规划回收体系、优化回收运作方式、明确主管部门职责、建立市场调节机制、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注重信息沟通协调和构建社会监督体制等管理对策,有助于EPR下苏州及全国电子产品回收供应链产业低碳健康发展.     

经济法律责任社会性研究

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性,是指经济法律责任的设置、体系构建以及制度创设等基于社会公共性考虑,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兼容多种原则、制度而体现的一种整合性特征。主要体现在责任形式的综合性以及制裁方式的多样性,责任功能的多重性,责任保障制度与损失承担的社会化,强制力产生与强制程度的变化性,责任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及其实现机制呈多元化趋势。经济法律责任应在构成要件的五个方面做出基于社会性的明显调整。     

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

促进环境和谐是企业的重大责任,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是当务之急。在混合经济体制下,CSRE指标体系应充分反映各环境利益相关者利益,凸显CSRE的社会性本质。基于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思想基础,构建CSRE指标体系总体框架:在环境利益相关者社会性主线下,建立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四项职能的一级指标以及之下的十六项二级指标。根据CSRE指标体系框架指引和有关部委指导性标准,在企业调查和专家访谈基础上建立了纺织行业CSRE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试算了三家纺织企业的CSRE综合水平。实现CSRE指标体系目标的制度建设应从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企业外部约束机制,建立公平的CSRE评价组织和规则体系等方面入手。     

企业重组、政府作用与市场秩序————对近年来国内几个钢企并购案的分析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问题是政府和市场两种秩序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钢企的重组以及经济转型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角色的适时转型问题,其根本途径是通过推动政府治理模式从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运行转变到建立有限、责任、法治的现代政府,建立公平、正义的规则,完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和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继续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继续推进政府从一般市场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克服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经由政府治理转型推动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完善。     

公司制社会企业可持续性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

公司制社会企业可持续性契合中国“高质量发展”主题与全球化“公司可持续性”议题。现行法框架下,公司制社会企业法人地位与认证制度的双重不匹配、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以及责任规则的缺位构成其可持续性的制度障碍。应从体系化保障公司制社会企业主体资格可信性、针对性设计公司社会目的内部治理机制、压实认证机构的专门化监督、明确公司社会目的漂移的法律责任等四个方面改善公司制社会企业可持续性关键制度缺失,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公司制社会企业可持续性。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及其政策纾解

责任困境正成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难题,剖析其生成过程以及理性应对,有助于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价值,提升智能社会的政府治理效能,推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责任困境是一种程序化与过程化的问题,需从动态过程来分析,基于“信息—解释—结果”的分析框架,从避责、问责、追责的全过程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通过推进算法透明度技术创新,构建责任清晰的政府治理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智能时代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建立公共治理演练数据库,加强智能时代行政文化建设等举措,确保智能治理与公共伦理同步发展。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与治理研究

基于以往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结合共生理论,提出城市企业社会责任理念,通过分析城市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探索建立城市企业社会责任共生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框架体系,最后提出城市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建议,推进城市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系统的多方共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