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檀瑞像传人中国记》的回鹘语与藏语译文

一、序言 本人在整理藏语佛教经典时，从最简明的脚本即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中发现了一件文献，在其批注中称《梅檀瑞像传人中国记》是由回鹘语翻译过的。实际上，我是1984年前后通过白井博之氏的介绍认识和了解该文献的。当时，白井氏是龙谷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的学生，在他手中保留有4篇原稿及译文，他认为其中有“很多以藏语形式存在却又无法用藏语翻译的外来语”。     

民间苯教文献和纳西东巴经典比较研究

研究纳西学的国内外众多学者,普遍认为纳西族的东巴教与藏族的苯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苯教对东巴教的影响涉及宗教宇宙观、神灵体系、祭祀仪轨、宗教法器等多方面。从文章所讨论的个案来分析,苯教的章格神、威尔玛神分别为东巴教多格神、优玛神的原型。在苯教文献和纳西东巴经典中蝙蝠都是巧言善辩者,扮演沟通神与人之间的使者和证人的角色,而猴子被认为是污秽之物,但是,在宗教仪式中猴子又充当人类的替身。苯教文献中的“叶安战争”与东巴经典中的“黑白战争”神话故事都以战神的起源为主题,我们看到文本中关于世界起源的宇宙观也都秉承“五行说”与“卵生说”;在文本叙事结构、故事主题、神灵的名称及职能等方面苯教与东巴教有着几乎相同或一一对应的特点。最近十余年来,对甘肃、四川、青海地区发现的大量民间苯教手抄文献的搜集整理并相继出版,为苯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古籍文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为我们把握理解各民族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重要论述提供了新资料、新视角。     

刘智《天方性理》中伊斯兰教与新儒学在宇宙论上的合一

我首先得承认自己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方面是个初学者。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的前期,我花费了20年左右的时间研究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伊斯兰教文献,而对中国伊斯兰教则一无所知。我几乎完全没认识到:中国穆斯林甚至著述了有关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的和原本的著作。只是在1995年我才获悉了有关“回儒”一词。“回儒”是那些在17世纪中期开始用汉文撰写有关伊斯兰教著作的中国穆斯林学者。 在我发现这些汉文著述以前,我曾经用了数年时间学习了伊斯兰教形而上学、宇宙论和心理学知识。此外,我保留了对中国古代经典特别是《易经》的强烈兴趣。10年前,我出版了《伊斯兰教之道》（The Dao ofIslam）一书。在书中我试图揭示伊斯     

彝族文献分类研究——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为例

进入19世纪后,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彝族文化,并有不少著述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彝族文献的搜集、翻译、整理、出版成就卓著.尤其是106部①《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出版发行后,社会反响很大.但是毕摩文献仅仅是彝族文献中的一部分,在包括译著、彝族文化人用汉语文及其他语种撰著的作品、彝文文献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相当规模的语境下,应当树立“彝族文献”的概念,并对之进行科学分类.分类是对事物从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所以对彝族文献分类的研究关系到彝族文献价值的实现.本文从《彝族毕摩文献经典译注》说起,对彝族文献的分类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考辨

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深入推进,其中涉及苯教内容的写卷为我们重新理解吐蕃时期的苯教形态及其理论化程度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认为,敦煌有关文献所呈现的辛饶弥沃只是一名普通的“辛波”(巫觋),而斯巴苯教的内容无外乎是上祭神灵、下镇鬼怪、祛病禳灾、占卜解难以及超荐亡灵。《旧唐书》《北史》《隋书》《通志》等汉文史书中关于吐蕃宗教形态的记载,基本上与敦煌藏文文书之记载相吻合,即“重鬼右巫”“多信巫觋”是这一时期吐蕃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公元8世纪时发生的“佛苯之争”可谓是破解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谜底的一把钥匙。在“佛苯之争”中,并未再现“吐蕃僧诤”那般基于经典哲理的论辩,双方的博弈以施展法术的方式开展,可见当时的苯教尚无教义体系,而仅停留在仪式仪轨层面。“佛苯之争”后,苯教徒迫于现实压力,藉由“译苯”构建雍仲苯教理论体系,开始形成有别于斯巴苯教的另一支传承脉络。及至11世纪,辛钦鲁噶将“译苯”进程推向顶峰,促成苯教大藏经的主干架构。可见,苯教的发展经历了从“巫”到“宗教”的漫长过渡历程。     

藏族史料书目举要(藏文一)——普敦·仁钦楚全集目录

自佛教传入藏地,“德证兼具”之圣哲先后出现,人数众多,灿若群星,留下大量著作,论述所及范围甚广。为便于开展对西藏学的研究,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自本期起,我们将陆续择要刊出书目,以飨读者。本期先简略介绍普敦·仁钦楚之生平事迹,及其主要著作。如有不当,敬请指正。藏历第五绕迥金马年(公元1290年),普敦·仁钦楚生于后藏夏卜麦的廓姆奈寺。父名喇嘛坚赞桑布(或曰“喇嘛察顿巴”),母名索南彭。据藏文史料,大师生性平和、谦恭、聪颖。五、六岁时,其母教他读书,能过目成诵。后从本甲木僧学历算、文字,其智识超越乃师。七岁,向大菩提楚普瓦发大乘愿。九岁,向大菩提楚普瓦求取萨迦派胜钟坛城四灌顶,受持明戒。此外,还听取、修习多种密宗奥法,成为大金刚持咒师。但大师想到应出家皈依佛教,以讲闻求取经教,以修习求取悟法。在第五绕迥的火羊年(1307年),大师十八岁时,便随译师继任堪布仁钦僧格白桑布和告知善道者索南贡布出家,听取“三藏”、“五部大论”,赴各大寺巡回辩经,因而在经典、理论方面达到学新、去讹、解惑的境界。此后,又悟到若需他熟,先要自熟,若不皈依释教修成圆满的比丘,则无法达到别解脱、取得命定的仪轨。若不取得此一仪轨,则不成其为密宗祖师及灌顶大师。自此,遍阅诸精深密宗经典。第五绕迥之水鼠年(1312年),大师二十三岁,随堪布勋努查巴白受比丘戒。此后,至楚普寺宣讲《波罗密多经》、《因明学》、《初级辩理》、《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等,并到各寺院广转法轮,先后授徒成千上万。此外,还到当时著名大译师、堪布塔尔巴尊前,以四年多的时间学音韵、梵文等,其他多种语言,则触类旁通,成为颇负盛名的大译师,将若干从未译过的印度经典译为藏文。简言之,这位“德证兼具”的大师,二十八岁时,已对闻、思、修和讲、辩、著,以及显密两宗尽皆精通,被藏地诸贤一致赞誉为“普敦·仁钦楚”。宗喀巴大师亦以普敦仁布切校阅过的译文、经传为准。其徙众有来自内地、蒙古、维吾尔、嘎地、工、藏、阿里、康区和印度、尼泊尔者。其声誉如洪钟远播四方。大师与译师仁钦朗杰、夏鲁大译师曲炯桑布等传承门徒被称为“夏鲁派”或“普派”。此后,莅临夏鲁寺(十世纪末叶,为孜尊·西绕迥奈所创建)。七十五岁时(公元1364年)即第六绕迥之木龙年六月二十一日凌晨辞世。普敦大师一生勤奋好学,努力于译著,是西藏翻译、著述较多的学者之一。此处仅列举其著作中关于历史、《五部大论》、密宗等的论著二十四部的卷页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