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与宋代中枢权力格局的地域之争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不仅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领域影响巨大,而且对宋代中枢格局的地域变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神宗时期宰辅进退的南北地理格局变化,还是王安石主持变法前主要交游对象的地域选择,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而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地域因素,均可看出王安石变法对宋代中枢南北地域格局和南北地域之争的重要影响。由此可知,地域因素是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南北地域观念一直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格局。     

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及思想演变

永嘉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学术思想上随着宋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最终由师从二程性理之学转向注重经制、事功之学。这种转变经由了北宋中期、两宋之际、南宋中前期几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其思想主张与内涵尤其是在经学诠释及思想重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北宋的王开祖、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为奠基者,他们一般都注重心性之学,而南宋前期郑伯熊、薛季宣等是永嘉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则开始成为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宋代乡村行政管理体制初论

宋代县以下的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其表现形式在北宋初为乡里制,王安石变法后实行保甲制.乡里保甲制在宋代呈现为职役制.南渡以后基本上沿袭北宋之制,一般实行乡、都、保、甲制.宋代乡里保甲制是继承历代乡里制度并加以发展的结果,并具有其独特的统治职能、运转方式和政治作用.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宋代劝农之制起源颇早,其内容一是君王亲耕藉田,为天下率;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民众传递君王重视农事的信息,以达到劝勉诱导的目的.秦汉以后,随着帝制国家职能的不断理性化,劝农典礼日渐被纳入日常行政的范畴.至北宋,地方州县长官均以劝农使入衔,从此成为定制.每年春季二月出郊,作劝农文以劝诱农功,也成了地方长官的经常性职责.至宋代定型的劝农制度是中国传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文化在生产领域的一个典型表现,它对当时民众的社会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又为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     

宋代的上供正赋

上供制度源起于唐代中叶,宋代沿用唐制而有更革。宋代的上供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上供泛指地方政府上缴中央的所有财赋,狭义的上供则只是地方政府上缴中央财赋的一项内容,即上供正赋。在上供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中央向地方征调财赋的名目。从定义、定额与调发三个方面,可探求宋代上供正赋制度的具体内容。从北宋到南宋,上供制度有不少变化,它们再一次表现了中国传统专制国家财政支出不断膨胀的规律以及实用主义的治世精神。     

北宋怀州修武县当阳村窑神碑考释

《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是目前见诸报道的全国范围内两通宋代窑神碑之一。碑文关于窑神祭拜现象的记载,明晰了宋代窑神崇拜现象的起源;碑文反映的祭拜对象从自然神到人物神转变的趋向,表明宋代窑工制瓷技术的逐渐成熟;碑文中还记载了北宋当阳峪窑窑工凭借高超的制瓷工艺和先进的销售理念,开辟了产品销往外地的道路,促进了当地制瓷业的繁盛,为探究北宋政府与制瓷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材料。此外,窑神祭拜活动为宋代窑工的流动提供了契机,为研究宋代瓷业技术交流问题指明了新的方向。     

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

一、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 宋代“泸夷”即宋代“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指在宋代泸州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宜宾地区、滇东北角部分地区、黔西北部分地区。北宋政和年间,原隶属泸州的淯井监升建为长宁军(治今长宁县境内),辖区即原属泸州的很大部分羁縻州地。在宋代“泸夷”中,除乌蛮     

论宋代提举学事司的创制与其在教育传播中的督导功能

伴随着北宋地方学校教育传播范围由点到面的扩大,崇宁二年在地方诸路创制提举学事司专职负责地方的教育管理与教育传播,这是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史上设立最早的专管州县教育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提举学事司作为一种制度形态文化的建构,其督导管理教育传播的职能包括对地方教育政令的传播贯彻和对学校教育的视察、监督、考核、指导等,它所特有的督导教育传播的功能,在优化地方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提高教育质量与增进教育效益的制度优势,被后世所沿袭继承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而形成了一种督导制度形态的新文化类型。提举学事司在宋代教育三次兴学设教、创法立制的教育传播实践中对管理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标志着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在宋代已萌芽。     

北宋转运使的设置问题探讨

自从秦设郡县以管理地方 ,封建地方行政体制得到不断的完备。宋代转动使路的设置是这个完备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它是元代行省制度的前身。转动使为转运使路的长官 ,由于官制改易 ,事务繁简不同 ,政局变化及战争等原因 ,在北宋的设置情况比较复杂 ,常见的有转运使、都转运使、权及权发遣转运使、随军转运使等。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 ,转运使的品秩要求、员额配置、基本职能等情况有很大变化。反映了转运使制度在北宋逐渐完备的过程 ,以及以后行省制度初露端倪的一些情况     

宋代民间助学述论

宋代教育发达,但其教育投入却相当有限,因此两宋文化的极盛很大程度上实有赖于民间对教育的支持与资助。这种资助既有面向学校的赡学与建学,也有面向举子个人的捐助赴试费用。总体上看,宋代民间助学表现为典型的"官倡民助"模式,且捐助风气南宋浓于北宋,捐助方式以产业捐助为主,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宋代民间助学对今天的启示是民间助学的热情需要官方调动和引导,助学的方式应以产业助学为主,以保证助学的长期、持续性,而且营造良好的民间助学氛围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曾巩“尊孟”思想及诗学意义

曾巩是宋代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北宋孟子升格的思想运动中,受欧阳修等人影响,推尊孟子,借鉴孟子排斥杨墨之学的方法,提出"放而绝之"的辟佛思想。从孟子"浩然之气"的心性修养入手,以"豪杰"作为其人格精神的基本模式,升华了北宋前期道学人格的建构,又从孟子"求放心"的为学宗旨出发,对宋代学者的为学方法和宗旨进行了反思,形成了简易自得,博学尽精微的治学思想。     

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宋代新儒学复兴

为改变儒学式微困境,倡导社会变革,以"宋初儒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家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倡导汉唐儒学的当代转型。发展至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新儒学派系,传统儒学实现了复兴。北宋新儒学构建进程中,儒学家们基于宣扬学术和变法图强需要,纷纷论说诸葛亮,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从而折射出宋代新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     

两宋"积贫"、"积弱"辨析——从国家战略和国家竞争力角度

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宋代"积贫积弱"的价值判断最近受到了质疑,研究发现宋代非但不贫,相反其综合经济实力非常强大.宋代的所谓"弱"并非由"贫"所致,实质上是其内控型的国家战略导致了国家竞争力的降低,这种国家战略的形成根基于宋代建国的特殊时代背景.宋代政府管理的特点也不是"扬文抑武",而是"抑文抑武",这也是由国家战略所决定的.     

宿州古代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对地域文化、文学的影响

唐末尤其是北宋末期以来,宿州地域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患渐趋频仍,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宿州不同时代的人文风貌和作品内容。唐宋及其之前,地域文化昌繁、人文荟萃,北宋以后,则田园寥落沉滞、民风劲武有余。相应地,地域内产生的文学作品之风格则随时随境而迁。"山"与"庭院"多从地域文学审美意境、意象中沉淀而出。     

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文字"传递--围绕邸报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

诸多资料表明,宋代凡是进奏院下发到各地的"文字"原则上都可以称为邸报,其称谓有"报状"、"进奏官报"、"进奏官报状",等等,本质上都是为了将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朝廷内外人事任免以及其它各种文件和指示传达到地方.同时,地方相关政务亦需向朝廷汇报,经过有关部门"批示"后再由进奏院负责转发下去.显而易见,这是宋代权力运作的重要侧面,也是集权体制的必要环节,一方面,地方官员从邸报可以了解一些朝廷动向和"施设",并加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中央也能通过邸报从某种程度上控制和掌握地方政务.     

《北宋初期进士研究》评介

自隋朝试策取士创立"进士科"后,垂法1 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开始了它漫长的历史。宋代是科举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北宋立朝伊始,立即恢复了科举制度,颁布一系列科举条例。既有因袭隋唐旧制,亦有所革新,如放宽对士人应举资格的限制、增加录取名额、采用弥封制等,体现了一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随着宋初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录取进士的数量     

"结友为文会"--论诗社在北宋的兴起与发展

诗社在北宋开始发展,它是文人群体的一种新型集会形态。诗社因宋代的文教政策和科举制度以及社会分工发展的背景而形成规模。北宋诗社有两种情况,但未截然区分。从文人集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北宋诗社的发展体现了文人集会活动内容日益向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集中的趋势;并显示出北宋文人集会重心日益下移、文学发展的主导力量从中央分散到地方的趋向。     

“桃源”意象在宋代诗文中的新变

自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构建了中国本土大同理想的社会蓝图——"桃花源"模式以来,后世历代都有借此母题以寄托理想、抒写情志的诗文。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桃源"母题的理解也发生着不同的异变。唐人笔下的"桃源"大多已成为神仙的居所,而宋代诗文中,"桃源"意象的涵义已由唐人的仙界回落人间,趋向现实化,其讽喻性也明显增强了。究其原因,与宋代社会现实不无关系。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北宋内忧外患,南宋半壁河山。士大夫们的参政意识和忧患意识比前代都增强了,对现实的忧患与失望使他们不可能再像唐人那样幻想在仙界找寻理想的归宿,便把目光投向了对现实的整顿。于是,"桃源"意象在宋代走向现实便成为必然。     

辞赋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朵奇葩——读刘培《北宋辞赋研究》

刘培是目前辞赋研究界和宋代文学研究界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他的宋代辞赋研究颇具特色,引人注目。其《北宋辞赋研究》是一部立足于对北宋辞赋文献的全面整理和对北宋文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一部力作。该书以辞赋为着眼点,对辞赋文献以及与辞赋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与北宋文学相关的学术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力求在宋代文化发展的具体背景下,在辞赋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勾勒宋代辞赋演变的脉络。该书以学术文化的视野来关注文体发展,以文体发展的着眼点来反观学术文化的具体演进轨迹,对文体史的书写方法做了打通文史哲学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