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语境到学术语境:近七十年大陆学界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在大陆史学风气转换中,近七十年来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语境回归学术语境的过程。1949年至"文革"时期,受制于阶级斗争思维,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以政治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教条化学风终结,开始以学术立场研究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并蔚为学术史领域的热点。1949年后至1990年代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以主要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主,焦点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新评判;21世纪以来,受当下学术思想史研究新趋向的影响,日益走向纵深和多元化,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出现新的关注角度,越来越聚焦于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问题。     

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

劳榦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分类,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的做法而有所变通,按照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文书、薄录、薄籍、信札、经籍、杂类六个大类,每一种类之下又按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在治史旨趣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的烽燧制度、官制系统、防御建置、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西北边郡经济发展、民众生活风貌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考证,开创了民国时期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试论严耕望在史语所的特殊之处

史语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吸收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学术人才,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中古史研究大家严耕望.通过对严耕望与史语所的关系,尤其是他在史语所的特殊之处的深入考察,藉以说明为何严氏的史学既传承了傅新年倡导的吏语所实证风格,又不失钱穆所推崇的通识与宏观.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的史料观——解读1928～194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在研究模式、方法、体制以及理论方面多所创新,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学术群体的关照和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对该群体的史料观念进行解析.文章共分三部分,首先从宏观上论述史语所学者治史中的共性;其次通过对《史语所集刊》的解读,从微观上剖析、归纳出其史料观;最后评述史语所在求实、创新的观念支配下所取得的史学成就.     

史语所学人考证学新境界与中国气派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职志,聚集了大批新史家,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相较旧史家以书为本位的研究取向,史语所学人更重视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问题进行阐发。他们不仅将国内既有的史料与成果作为研究的基点,而且以西方汉学为参照系,力求在学术研究的共同领域与国外学者展开交流与对话。再者,史语所学人的考证学,经历了从单纯求真到将求真与致用二者并重的路径转变,实现了治史境界的升华。因而,他们的考证学成果,在推动民国学术发展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史家历史研究的风格与气派。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

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史学从兰克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夕,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新史学与年鉴派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新汉学与兰克史学同调,绝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由于知识背景、门户之见和派系利益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史语所最终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     

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

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梁启超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内涵与功用进行了阐述,促进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他还在中国史和外国史等领域中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研究,其比较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书·艺文志》不设“史部”原因析论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志目录,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学术界对《汉书·艺文志》史学史思想和史学史意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史学学科的构建、史书的分类、两汉时期的经史关系、班固的史学思想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得出《汉书·艺文志》未给史部单独设类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缘由.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古代历史学学科的发微,以及先秦两汉时期历史学的发展脉络都做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白寿彝的治学经历及其史学史研究

白寿彝先生治学领域宽广 ,对许多学科的开创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中 ,民族史、通史、史学史的研究在他的学术规模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年 ,他走着一条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道路 ,后期 ,又将这三者高度统一起来 ,融会贯通。他的史学史研究 ,有着鲜明的特点 ,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经济史与社会史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商人与经济史、文化史及文学史

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的研究对商人及其作用关注不够,文学史的研究更有待于拓展视域和空间。通过对明清时期留有文墨的商人的研究,我们可以进入到经济史上部分商人的心灵世界,他们不再是抽象的"商人"。商人对文化史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如戏曲、园林建筑、文物收藏等,这些贡献又延伸到文学创作之中。明清时期商人不仅参与文学创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生态。研究商人与经济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关系,可以丰富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更有助于深化对文学史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

马克思逝世以后,对马克思理论的诠释和实践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局面。马克思思想的架构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历程。1845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型",即从人道主义哲学批判,转到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马克思理论旅行到中国时,正值中国"救亡图存"之际,因此它作为一个有可能使中国扬弃当时的发展困境的新的意识形态而受到关注。郭沫若等中国学者首先尝试把马克思五种生产方式更迭的历史发展模式用于解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宏观理论与具体场景相协调问题。论文对马克思的"奴隶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中国的历史现实进行了对比探究。论文认为,从跨文化和比较思想史的角度对马克思理论的各种释义和与之相联系的实践经验进行再认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解构与突围: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

中国近现代启蒙在20世纪前后时段形成了两个既对称又相似同时又有歧义的终端。回眸20世纪前20年“启蒙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在一瘸一拐中前行,与文学的暧昧、与政治的缠绵、个人与社群关系的失衡构成了突出的特征。反思20世纪后20年“历史的启蒙”,它以前所未有的解构姿态与前一个终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无论是“先分后合”还是“先合后分”的启蒙范式都未能跳出启蒙与政治的“必然”的逻辑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学术界一再寻求突围的路径时,世纪末浮出水面的后启蒙与承接五四的新启蒙的对峙才显现出了不可或缺的当代意义。     

历史与审美

历史传记的最高境界是审美境界。历史传记的审美化包括这样两个特点：第一 ,它对历史人物的态度是理解性的,而非褒贬性的;第二,它对历史人物的判断是欣赏性的,而非评论性的。历史认识的审美取向不是某一种特殊的或特定的视角,而是一种普遍的或超越的视角。它的基本原则是凡历史都是美的。审美判断是最具个性化的判断形式。而历史评价的审美判断就意味着它要求在评价历史时,必须尽最大可能地承认和肯定每一个人对历史所独有的评价原则和判断标准。     

<佛罗伦萨史>与马基雅维里史学

<佛罗伦萨史>奠定了马基雅维里在历史学上的地位,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史学思想及"历史与政治相结合"的文学特征.     

尼采对历史及其历史教学的批判

尼采认为 ,历史是人的生命意志的反映 ,它是英雄人物在瞬间的艺术创作冲动的产物。人的历史开始于“个人具有创造性的自我解放欲望之际” ,这是尼采历史观的原始起点和意义支撑。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应该有利于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和个体生命的解放 ,而现在的历史已经背离了历史的本来意义 ,成了生命发展的桎梏和障碍。现代历史教育是错误历史观与错误人生观相结合的产物 ,是一种摧残人性的教育 ,它使受教育者变得虚伪、迟缓、猜疑、抵触 ,并以软弱的人格、麻木的心态期待着刺激性“事件”的发生 ,哪怕它危及自己的生命。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试论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也可称之为是宫廷政治史研究,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宫廷史,这一带有侧重点的研究,是对宫廷史研究的深化,也是对政治史研究的补充.以往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很有必要加强.宫廷政治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其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古代王朝国家的皇家私属性,决定了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宫廷;2.宫廷事关国家大政,但又具有一定封闭性、私密性、独立性,外朝难于介入,因而国政的研究必须深入宫廷之中;3.宫廷事件、政治斗争引起政局变动,乃至影响王朝的更替,对历史的影响重大,有必要作系统研究.总之,中国古代史欲做全面、深入理解,需要宫廷政治史专门系统的研究.文中着重对宫廷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诸如：与国政相关的宫廷人物及其活动、事件,与国政相关的宫廷制度,与国政相关的皇室家法,以及每一方面对政治的影响作了分析.     

口述史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研究

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结合口述史学的特性,分析了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指出研究队伍中缺乏专门人才,研究范围狭窄,获取资料的方法科学性不强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收集口述资料时尽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在研究时注意兵团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等。     

历史分期法：历史哲学与马克思

历史分期是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以前的历史哲学提出的诸多历史分期理论,都是按照思想的或政治的标准来划分历史过程的,并且往往先提出一个抽象的分期模式,然后再应用于具体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坚持了经济的标准。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成熟的历史分期法是相互补充的,辩证地说明了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