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海上互动:宋至明初中国海上力量在印度洋沿岸的崛起

本文考察中国作为一支海上力量在宋代出现,以及在明代早期达到巅峰时期,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海上互动。经济需求、蒙古帝国争霸和明代早期统治者宣扬华夏文明的愿望,给中国经营海洋边疆及更远区域带来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而已通过贸易和佛教跟中国沿海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印度沿海,至此成为宋元华商、船舶和使臣的一个主要目的地。明代早期,这些交流因郑和舰队企图干涉南亚王国地方争端而变得更加复杂,尤其在孟加拉和马拉巴沿海。     

17世纪台湾郑氏海商集团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地位

17世纪之际,世界市场雏形初具、全球化初露端倪,当时的中国,自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东南沿海率先展开了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增长最快、最富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郑氏海商集团依傍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龙头,而后组成了以其为主干的台湾南明割据政权。他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特点有许哆相似之处。     

明中叶浙东海上私人贸易及其影响

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与日本、中国海盗勾结,盘踞双屿港进行海上走私贸易长达20余年。文章通过对双屿港海上私人贸易兴衰的论述,就明中叶浙东沿海“倭寇”的组成,以及海上走私贸易对明海外政策的影响,作了简约的分析。     

明代福建海商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观的影响

明初虽然实行“禁海”政策，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后期福建沿海一带私人海上贸易发展迅速，逐步形成具有海上政权雏形的“海商——军事复合体”。由此，在民间形成一种“海中以富为尊”的社会风气，并孕育了海权思想的萌芽。地方官府则对严厉的禁海政策作了新的思考，主张开海贸易，既利民生，又弭寇患。而郑氏海商集团提出“通洋裕国”论，力主“大开海道，兴贩各港”，集中反映了明代后期整个民间海洋观念的变化趋势。     

考古发现与汉代长江下游的海上之路

作为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海港众多的国家,汉代我国境内的海上贸易地不可能仅有合浦、徐闻等岭南地区,其贸易线路必定向国内延伸拓展。汉代考古发现,长江下游地区出土不少岭南遗珍,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地亦发现岭南和江东遗物,由此可以推断,两汉时期中国沿海至少存在三条海上航线:岭南地区至长江下游、长江下游至山东半岛,以及长江下游至辽东、朝鲜半岛。这三条航线均与长江下游有关,长江下游在其中发挥了枢纽的作用。三条航线的出现,亦反映出东亚海域贸易网络雏形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与世界贸易体系——兼论月港“准贩东西洋”的意义

欧洲早期殖民者的商业扩张,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亚历史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同时也借助东亚原有的朝贡网络编织起更为广泛的贸易体系;中国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港口由此而纳入了16世纪之后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新的世界贸易体系.明政府选择月港为私人海上贸易的开放港,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体现了封建王朝的保守性.     

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一

华商海上贸易网络的初步形成,至迟在明初已呈现,此说可纠正国际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的华商海上网络是欧人东来以后才建立的观点。华商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条件,在于宋元时期中国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造船业的兴起,以及朝廷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还在于东南沿海,尤其是闽南海商的崛起和海外中国移民的逐渐增多。华商贸易网络形成,不但一改宋以前中外贸易主要由蕃商蕃舶主导的局面,而且形成以中国商品、中国帆船和中国市场为依托,华商初步主导东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网络的格局     

明代朝贡贸易衰败的经济原因探析

明代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朝贡贸易体系.隆庆元年,漳州月港的开放标志着朝贡贸易体系解体,朝贡贸易也随着衰败,其解体的经济原因主要是贡品对国内经济发展价值不大;朝贡贸易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朝贡贸易程序复杂费用高,使明政府在贸易中得不偿失.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

为研究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情况,通过对宋朝在广西沿海和沿边地区设置的钦州、廉州、永平寨、横山寨等博易场的管理和海内外贸易进行论述,认为宋朝因军事需要,大量向云南地区购买战马,促使西南地区的陆上交通“大理买马道”与广西沿海口岸的博易场互联互通,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范围,在广西口岸带动下形成西南地区开放型市场体系。     

登州港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登州港作为古代我国重要的贸易港和军事要塞 ,由于其特定的海洋地理区位 ,由自然港湾形成和发展为我国古代主要港口和海上交通要道 ,成为我国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处重要起点。随着历史的发展、演进 ,登州港逐渐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心 ,同时 ,作为海防要塞中心 ,在抵御外族入侵方面起到了屏障作用。日本曾 6次、朝鲜新罗曾 30余次派遣唐使由此登陆抵达唐都长安进行友好往来 ,极大地促进了中日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增强了两地人民的友好往来 ,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上海港口城市文化遗产的历史地理内涵研究

港口城市文化遗产是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港口城市文化遗产往往被只关注近代而忽视其古代历史内涵,在我国港口城市历史及其文化遗产研究中很有典型意义。早在隋唐时期,以吴淞江为出海主航道,以苏州地区为经济腹地,上海地区就先后形成了华亭港、青龙港等贸易港,并完成了由内河港口到河口海港的转移。上海地区贸易港的发展在宋代达到高潮,青龙港被誉为“江南第一贸易港”。南宋末年,港区移至吴淞江入海口的支流上海浦,形成上海浦港。在上海地区港口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港口的位移与发展,都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发展,带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     

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     

明中期社学不盛的地域性考察——以南直隶江阴县为中心

明代嘉靖年间,江阴《县志》纂修者注意到,具有官方背景的基层教育机构——社学发展薄弱,因而怀疑本地文教不振。实际上,明代科举社会中,以教化为主要功能的社学已不能成为社会蒙学教育的主流,而江阴地区在宋元时期形成的良好蒙学教育体系,又进一步限制了其发展。明中期江南经济状况的变化,导致社学寄存基础的里甲制被破坏和以基层民众为主体的社学生源因贫困日益流失,加速了江阴社学的衰败。江阴社学只能在部分有识官员的支持下短期复兴。江阴社学的兴衰是明代江南地区社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见江南地区社学呈现出“短兴长废”的发展态势。      

明代双屿国际贸易港港址研究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海商和中国、日本以及南海诸国海商在浙东宁波双屿港建立起当时远东最大的私人贸易基地,促进了中国海外贸易和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海禁政策之下,明政府于1548年春调集闽浙两省海军剿平双屿海商,并以木石筑塞港口。此后,双屿港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成为历史的谜团。关于双屿港港址所在,至今学界仍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提出：在今舟山六横岛西侧“大麦坑与张起港之间的棕榈外湾和椋榈湾所组成的单一港口,可能就是16世纪那个闻名于世的国际海商贸易基地”。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探析

自秦汉以来,中日就相互之间就有了各种往来。从历史发展上看,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主要是在宗教文化方面,明代的中日交流则主要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且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且主要以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勘合贸易形式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虽然促进了中日双方文化交流,但日本获益更大,明廷虽然通过这种贸易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东南沿海的侵乱威胁,满足了“天朝上国”的虚荣心理,但不计经济效益的赏赐却加重了国力负担,激发了国内矛盾。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明清两代与北方贸易中的互利关系及社会作用分析

元朝的灭亡,给蒙古族的经济政治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重新面临着农耕经济的补充局面,该问题成为了蒙古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明清时期与北方的经济贸易过程中,贸易双方总体上呈现"互利"的好局面。从贸易整个过程来看明清两朝都采取了"支持"和"限制"的双重策略。该论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对蒙古实行的贸易政策,研究了其中存在的贸易经济利益及互利关系、社会作用等。     

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评介

近百年来,明代赋役制度与国家财政,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但其中针对中国历史上的逋赋现象某一侧面研究较多,且相对零散,而直接以明代逋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却极少。胡克诚《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一书的出版,恰恰是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了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