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整合：市域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矛盾有效化解的一种解释框架

相较于省域、县域而言,市域是化解社会矛盾风险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既有研究未能在如何实现治理合力,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功能等问题上形成学理性解释。在政治系统论基础上,建立结构性整合的分析框架,结构性整合主要体现在主体结构、规范结构和行动结构三个方面。通过对A市的社会治理案例发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与结构性整合三大要素紧密相关,并且三要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以实现有效治理。主体、行动以及规范结构共同推动了矛盾化解的过程精治、源头防治以及整个过程的监督问责,确保了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由于这种“结构性”,市域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层级,也是社会治理中最关键的治理层级。在社会治理中,应进一步发挥市域治理的结构性整合,加大对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强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的精准精细。     

学术问责制建设的三维视域——制度建设、体制优化与机制创新

学术问责制是关于学术越轨行为的治理与实现学术生态优化的一套制度、体制和机制的集合。明确学术问责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内涵及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学术问责制的基本结构,合理确定学术问责制各个构成要素的功能定位;另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学术问责制建设的影响要素,推进学术管理与问责的体制、机制创新。学术问责制建设应该从制度建设、体制优化与机制创新三个方面寻求途径和突破。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耦合治理结构与大国治理:对“双轨政治”的重温和拓展性解读

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不仅是解释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一把钥匙,而且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刻解释力的概念。在当下重温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其进行阐发和拓展性解读,以"耦合治理结构"为基础去探讨大国治理的相关问题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以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为案例所进行的分析,初步证明了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同它的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是大国实现良好治理绩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反之,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则不利于良好治理绩效的实现,甚至会导致治理危机的不断累积和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文章最后概括了大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当前中国的大国治理和崛起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事务问责与政协政治功能的重建

政协在事务问责与政治问责的运作中存在着功能缺失,因此必须重建政协的政治功能。其目的在于重新厘定政协的权力定位,并对政协与执政党、人大和政府的权限进行规定,使国家权力建制更为健全。这一重建的着力点有三:首先,在政治上,政协应该追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构,应该掌控在哪些人手里;其次,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政协应该追问权力应该由谁来分配以及分配给谁,特别需要关注党际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最后,在权力运行后果上,政协有责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绩效评估。在政治实践中,政协政治功能重建应以制度为中心,并从三个向度体现这一重建的内涵:第一是国家基本制度的坐实,包括基本法律条例和体制的完善,良好的法律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塑造;第二是对政协组织方式的有效改进;第三是获得国家与社会对政协新政治功能的认同。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政府绩效评估以其倡导的"顾客至上"、"公众本位"等理念,在现代公共管理领域承载着改进公共责任机制的功能,是一种新型的政府责任机制。在我国,由于政府绩效评估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指标、程序和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削弱了其问责功能。当前,可以从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拓展绩效评估主体范围、确立绩效评估指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加强绩效评估制度建设、健全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制度来建设良好的问责文化、促进问责主体明确化、问责内容具体化、问责程序无隙化、问责制度化、问责信息化,从而实现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完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下的政府自然应该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建设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努力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与实践肇始于"非典"时期的高官问责风暴,到2008年8、9月份,问责风暴再次刮起,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笔者拟对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政治信任的理论建构:从内涵到功能

在信任的谱系中,政治信任是一个重要维度。对其基本内涵的探讨构成政治信任研究的一个元问题。就其本质含义来看,政治信任通常体现为肯定性的政治态度、信念和评价。从结构形态看,主体是政治人、客体是公共权力、介体是积极言行、核心是公共利益共同构成政治信任的基本结构。实践表明,政治信任具有提升治理绩效、增强参与动力、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积极功能。     

企业治理效率的契约关系研究--博弈论视角的考察

当今全球范围内企业治理实践中特有的复杂性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依据企业契约理论的基本观点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 ,集中探讨企业治理效率这一核心问题 ,指出企业治理的契约本质 ,并提出治理效率是由企业要素之间的契约关系内在决定的基本观点 ,具体论证了有效要素剩余索取规则、基于要素博弈均衡建立和巩固治理结构以及要素选择通报真情策略是实现高效治理的关键等方面的问题 ;得出在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多元化治理结构才是真正以效率为导向选择治理模式的初步结论     

政府绩效审计助推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基于深圳实践的启示

伴随改革开放、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适应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深圳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政府绩效审计制度,并以推行政府绩效审计为突破,落实了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确立了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为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深圳的实践表明:政府绩效审计是政府绩效评估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政府绩效评估目标的一种有效方法;推行政府绩效审计,有助于促进建立和落实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     

以政府绩效评估推进行政责任机制建设的内容与途径

政府绩效评估是为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能力,而采取的以公共责任和顾客导向为理念的改革策略,是持续改进行政治理绩效、落实行政责任的有效工具。政府绩效评估吸纳社会公众参与行政过程,强化政府内部责任配置,有助于完善行政外部责任体系与内部责任机制。依托政府绩效评估推进责任机制建设,须优化政府内部治理,强化结果导向下的内部分权;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合理实施绩效评估奖优罚劣;推行问责机制,凸显绩效评估的公众本位;健全绩效传导机制,实现绩效评估的战略导入与管理。     

关于行政问责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责任内阁和美国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行政问责的核心内容是"责任",包括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四个方面.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政务公开是实现行政问责的前提条件;构筑行政首长的"核心"地位、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是实现行政问责的外在条件.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及其表征——基于“价值多维性—主体层次性—方法复合性”的分析

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价值、主体以及方法是理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要素的重点所在.通过展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价值系统上多维性、主体结构上层次性以及方法体系上复合性的特点,就能够勾勒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要素的深层特征,为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较为系统的视角与科学的认知,进而助益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转型期我国体制型风险的成因及其治理

本文从社会风险类型学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主要社会风险——体制型风险,聚焦其内涵、成因和表现,提出在体制型风险治理路径选择上,应建立社会风险行政问责制度,推动体制重建来促进机制更新,从而实现风险的治理;在体制型风险治理模式上,应从"冲击一回应"模式向"预防一主动"模式转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地方政府责任的问题与化解

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新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责任落实受到体制机制与复杂环境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制度缺陷导致的"唯上不唯下"的责任向度;"条块"关系导致的权责不清与责任冲突;社会的多元复杂性与网络政治对政府责任带来的新挑战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责任面临的问题。对此,化解路径需要从调整制度结构、完善权责清单,强化问责、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提高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几个方面展开。     

多边公共平台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平台绩效分解为建设投入绩效、运行管理绩效与结果绩效。平台绩效最终体现为用户黏性、用户规模和价值输出等变量。多边平台与信息技术没有必然关联;政府平台领导影响平台建设顺利程度;网络效应与平台绩效正相关,激发网络效应是改进绩效的核心机制;平坦化策略、平台间互联互通及提高转换成本有助于提高用户黏性,用户黏性越高用户规模越大;用户规模最能体现平台绩效,扩大用户规模是平台型治理的基本操作路径。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防止党内问责泛化的有效路径探析

问责泛化是构建精准问责机制的一大现实障碍,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可知,问责主体的泛化、问责对象范围的扩大化、问责情形的泛化和问责方式使用的泛化,构成党内问责泛化的四种表现形式。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晰、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问责情形中的兜底条款被滥用以及数目字管理中问责任务指标和问责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不恰当,分别在不同的问责要素层面衍生出党内问责泛化问题。通过加强对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清单管理、强化对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的问责程序保障、科学设计问责任务指标与问责政绩考核指标等举措,系统解决党内问责泛化问题。     

走向一种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府治理新兴的热点、亮点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行政问责制要从“新制”走向“良制”，还需要创新制度设计，从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标准、问责方式等多方面努力完善，才能构建起一种有效的行政问责制，使其发挥应有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