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现代化进程中闽南宗族的变迁——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闽南出现了传统宗族活动复兴的现象,但以往具体的个案研究不多。本文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在社会功能、宗族管理、宗族之间关系以及女性参与等方面的变迁。闽南传统宗族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宗族在不断调适自身功能的同时,还通过投入当地经济建设,吸引海外宗亲力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继续发挥着作用。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宗族世系性

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宗族世系性,意旨有四:一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不堕主题——宗族认同;二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关键社会化途径——族学;三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永续性影响——世代角色承诺;四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当代意味——历史与文化认同。     

宗族复兴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的复兴 ,对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 ,宗族复兴带来了组织权力结构中利益权力、认同权力的增强 ,给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增添了弹性与活力 ,我们要注意规范宗族等社会力量的发展定位 ,坚持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中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 ,宗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村仍具有强固的持续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必须立足“文化软着陆”战略 ,推动宗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心态基础。     

当代中国农村汉族宗族复兴原因探析——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这为宗族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重庆松溉罗氏宗族以元末明初入川的罗祥胜为始祖，于1992年开始新修族谱，1995年开始举办清明会，2006年开始重修祠堂，上述活动预示着罗氏宗族已经开始复兴。松溉罗氏宗族复兴历程表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是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文化机制，农村社会的意义危机是宗族复兴的外在社会动因，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宗族复兴的经济基础，服从当前政治的总体要求是农村宗族复兴的生存策略，族内精英的文化实践是宗族复兴的中坚力量。     

宗族对现代社会农民行为方式的影响--对国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直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为农村宗(家)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宗族又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各种宗族势力和宗族现象在乡村抬头,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社会行为。本文旨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之社会、文化因素探源

从社会、文化方面探讨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背景是一种新的视角.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促使乡村建设者开始重视农民组织和农民自觉性的问题,这是引发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中国传统的乡村情结和西方实用主义理念是影响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实用主义理念对乡村建设思想的勃兴起了催化作用,并且为乡村建设实践引入了具有现代化性质的科学指导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情结",让人们试图从乡村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契机和起点,这种思路有利于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改造道路.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源可以对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社会变迁中的宗族与基层政府：1950—1979对江西省古竹村的个案分析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宗族曾是中国农村社会一种重要的治理组织形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宗族仪式重现和宗族功能的“显扬”，宗族研究又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宗族，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前是处于被打击、从而被瓦解之中，改革后宗族逐渐重建和复兴（黄树民，１９８９；冯尔康，１９９４；钱杭，１９９５；阮新邦、罗沛霖、贺玉英，１９９８）；但Potter夫妇（１９９０）、唐军（１９９６）、赵力涛（１９９９）的研究却表明另一种状况：宗族在改革前仍然存在，而且通过它塑…     

转型社会中的整合与控制——关于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思考

中国的单位制度在其变迁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后果。这是当前社会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会逐渐地弱化,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会松动和逐渐消逝,但是,这种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重组建立在这种基本结构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与控制机制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因势利导地顺利实现中国单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断裂与弥合

在社会转型和向市场经济体制快速过渡的过程中,我国出现大规模的弱势群体,这需要重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和重建中目标过度偏向为经济体制改革配套服务,这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呈断裂状态。本文从建立整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指出弥合上述断裂的必要性。在农村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则要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民本目标,从而建立相应的社会服务体系。     

跨国法律中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演进

随着国际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出现了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制定的"软法"--跨国法律.企业社会责任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该制度的不断完善在促进跨国法律发展的同时,也起到了规范企业的社会行为,促使其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积极作用.中国入世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融人世界市场.为此,中国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增强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宏观监管职能,并向外输出中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使得在跨国法律的演进过程中,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能够存在中国声音,影响相关的国际立法.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风险表征及其化解策略

制度设计的主观动机与现实运行的客观效果不能达成一致,进而出现功能偏差并导致种种不确定的意外后果即会形成制度风险。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经历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型及全球化的剧烈变迁,当三重境遇形成合力作用于尚未彻底定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会表现出三种难以与社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制度风险:流动性障碍风险、公平性缺失风险、财务不可持续性风险。因此,必须树立正确风险观,积极应对制度风险,倡导"积极福利"、"多元治理"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理念。     

离婚：作为一种现象的社会学观察

离婚制度作为最基本的一项社会制度，发挥保障、补救和惩罚等重要作用，离婚更体现着追求生活质量、婚姻幸福的现代文明理念，同时离婚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从离婚率、社会制度、现代性和社会问题四个纬度对离婚现象进行分析，进而指出，离婚这一社会现象，在较大程度上担任社会危机的风向标和睛雨表角色，体现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的流动程度以及社会的重新整合与稳定。     

社会保障视野下国民身份制度及社会公平

我国的身份制度不只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而是由户籍身份、职业身份、居住身份以及政治身份等子系统综合地组合而成的复杂的社会分层系统,是具有身份制和等级制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国民身份制度,它还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从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基本事实来看,这一身份制度与社会不公问题具有深层关系,并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创新的结构性障碍。     

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有两对重要的理念类型:补缺型和制度型;选择型和普惠型。前者以社会福利的政府责任为划分原则,后者以社会福利提供方式为划分原则。中国社会福利不是简单地从补缺型转型到普惠型,而是应形成新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即普惠型福利为主,选择型福利为辅,适度普惠。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是以社会需要为目标定位原则,国家是社会福利提供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其他多元部门也担负着社会福利提供的次要责任,政府、市场、家庭、社区连接成为层次有别、功能互补、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满足社会成员福利需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福利观念的社会福利体系。社会成员既拥有接受社会福利的公民权利,同时也承担帮助他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普惠型社会福利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之重大转型,应当分需要、分目标、分人群、分阶段逐步构建起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资本视域下协商型社会组织的构建

“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提出，使得如何构建协商型社会组织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各地区社会组织数量与政府信息公开状况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与协商开展密切相关；对2014年“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评估专题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会组织社会资本发育不足是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瓶颈。应以服务绩效增强社会组织的网络覆盖，以外部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内部规范的民主化，以制度创新推动社会组织公信力的提升，培育社会组织适合于协商民主的社会资本，推进协商型社会组织的建设，进而促进社会组织协商的全面开展。     

论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原则及运行机制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制度之一。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前最缺乏的主要是制度-技术条件。在现阶段要推动农村低保制度的发展,应根据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特别是要明确低保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选择合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阐释、变迁动力与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来自内部的改革实践和来自外部的先进理念与实践影响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交迁。从历时角度看，以“利益分化”和“社会流动”两个维度为轴心，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包括：从1978年至1984年的阶段，以“社会维稳”为特征；从1984年至1992年的阶段，以“社会流动”逐渐增加为特征；从1992年到党的十六大的阶段，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特征；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现阶段，以“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为特征。同时，这个变迁过程具有渐进、非均衡、开放动态、社会管理载体社区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五个明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