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学术考论》简介

《崔述学术考论》于2010年10月出版，出版者为AiritiPressInc，作者为邵东方。崔述（东壁）为清乾嘉时期学者，以“以经证史”的原则对所见古书古事进行了系统的辨伪考信。随着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崔述著作为胡适、顾颉刚等所推重，     

《支那通史》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由日本东洋史学者那珂通世用汉文编写的《支那通史》（四卷五册本）被誉为＂世界第一部近代性质的中国通史＂,一度在清末史学界、教育界影响很大。文章试图通过全面梳理这部通史性著作的作者、内容特色及其在清末的流传与影响的具体情况,使今人进一步理解素被忽视的近代中日两国史学交流的实态。     

胡适何时投靠国民党政府?——与耿云志先生商榷

胡适何时投靠国民党政府?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耿云志先生在其《胡适研究论稿》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到1933年胡适投靠了国民党政府,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我认为,胡适是在1946年伪“国民大会”后,才投靠国民党政府的.     

崔述思想体系初探

崔述,号东壁,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他以毕生精力著了一部《考信录》,因而被视为乾嘉时期考信辨伪学的泰斗。自梁启超、刘师培,尤其是自胡适以来,学术界也一直把崔述归入纯考据学者之列。但崔述绝不是一位纯考信辨伪学家。他在考信辨伪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固然堪称一代大师,并直接影响着“五·四”之后以考信辨伪称世的“古史辨”派史学,但崔述亦堪称一位思想家,其理论体系完整博大,自成一格,足以为那荒芜的乾嘉思想苑地新植一株奇葩。鉴于崔述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成就至今仍湮没不彰,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初探,以求教于方家。     

《胡适年谱》疏正

曹伯言、季维龙两先生编著的《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 1 986年版 )是目前较流行的胡适年谱 ,该书收集材料比较详尽 ,是研究胡适的重要工具书。我本人和其他胡适研究者一样 ,从中收益不浅。另一方面 ,胡适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和政治活动家 ,知识面和社会交往都异常广博 ,因此 ,写好《胡适年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十多年前 ,对胡适研究的解冻刚刚不久 ,写好《胡适年谱》更是不容易的事。诚如该书《编辑说明》所说“书中疏漏不妥之处一定不少” ,的确 ,该书出现了一些问题。如 :印刷校勘问题 ;编辑过程中的疏漏 ,如出现…     

一九七九年关于胡适研究的情况

一九七九年以来,不少同志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及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重新评价,现将有关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一、关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文汇报》、《复旦学报》和《学术月刊》去年先后发表文章,评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文汇报》一文指出:“对于白话文的提倡,胡适是     

胡适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

洛克的《政府论》两篇是17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性论著。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时用英文写过一篇题为《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的论文,但该文从未公开发表,因此很少有人读过。然而前些年有关胡适是否研究过洛克、因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是否有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背景等问题,引起过学界的一系列讨论。近年来作者搜集到了胡适的若干篇未刊英文手稿,这里先将此文译出（见附录）,并就邵建先生和江勇振先生之间讨论的问题做一初步回应,以期能使这些问题得到一个合理解释。     

有关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的两个问题

<正> 一九一九年七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代表胡适抛出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下简称《问题》)一文,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八月,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给胡适以迎头痛击,开始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这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和散发了二份《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章程》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立场上?有的同志认为,“问题研究会”是在胡适“影响下”发起成立的,“《章程》的主旨,同胡适的口号完全吻合”;《章程》所列一百四十多个问题,有的“本来就是胡适提出的”,有的与胡适的提法是“一回事”,有的比胡适提得“更具体了”;《章程》提出的“问题之研究     

谈“五四”精英人士对中国戏曲的讨伐——兼谈中国戏曲的魅力

江西师大老教授刘世南先生，在看了笔者撰写的《不懂京剧的胡适与不看中医的梁启超》一文后，笑着对笔者说：“胡适那是不懂京剧，他不过是以西方的戏剧为先进罢了……”真是一针见血!张志扬先生在张祥龙撰著《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封底之言中说的好：“四百年来，西学风潮席卷世界，中国亦在扫荡之列，     

论崔述的超家派治学解经法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乾嘉年间的经学家和史学家。其倾毕生精力所著之《考信录》,梁启超称:“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什之八九。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引之),可谓豪杰之士。”①胡适甚至断言现代新史学应当以《考信录》为其出发点。②崔述在学术上能取得成就,他的超家派治学解经法,似为原因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超家”,仅是说他能够超越儒学内部的家派。     

关于胡适先生的长春之行

近年来胡适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关于胡适先生 192 6年为了庚子赔款事宜去英国 ,途经长春并作短暂停留一事 ,有关胡适的论著及胡适传记、年谱等 ,均未涉及此事。朱文华先生在《“胡适研究”所涉及的学术课题———试为“胡适学”初拟内容框架》一文中特别指出 :“整个‘庚款’问题值得作为一个专门课题作研究 ,胡适在 (192 6～ 192 7年 )这一时期活动所留下的传记资料极少 ,……这方面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也应加强。”①胡适先生晚年回忆“192 6年我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位委员之一的身份去欧洲公干。那时英国决定退还一部…     

关于章实斋的争鸣

胡适是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学者,他于一九二二年曾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九三一年又经姚名达补订后再版。陈监先在一九四六年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年谱提出了质疑,给胡适写信并附上章实斋手札二篇(后刊登在一九四六年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四期,即《章实斋年谱的新资料》),进行商榷。当时,胡适不在京,邓广铭代行其事,给陈监先复函二封;胡适返京后,与陈监先又有信三札。近年,中华书局曾出版过《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三册。这些书信,都是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为此我们根据陈监先先生提供的原件加以整理发表于本刊,以飨读者。陈监先先生解放前曾在山西省教育厅供职。解放后,他一直坚持对十七世纪启蒙思想家傅山的研究,现在虽然八十多岁,仍然进行《霜红龛集校补》的工作,关心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令人崇敬。     

读《闲话胡适》

引言《闲话胡适》,石原皋著。刘海粟给他作序说;“最近在《艺谭》上陆续读到了《闲话胡适》一文,观点正确,叙说朴实简炼,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胡适的风貌,它引起读书界的重视并非偶然。胡适的亲友健在者无多,能写出这本书的人更是寥若晨星。”此书说“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研究和分析问题”,“有助于人们认识胡适的真面目。”此书得到好评,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范泉与《文艺春秋丛刊》

1944年,上海被日寇占领期间,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丛刊》在敌伪的缝隙中呱呱坠地。 《文艺春秋丛刊》第一辑《两年》1944年10月出版。在《两年》里,范泉遵照许广平的指示,用“本刊”的名义写了一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的文章,展开了保卫鲁迅先生遗书遗物的斗     

胡适未译《缝衣歌》

《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刘红中《胡适和翻译》一文,谈到胡适的译诗时,包括了霍特的《缝衣歌》。这种说法有误。     

《渔父》发微

一、关于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宋代以前,人们对《渔父》的著作权从未提出过怀疑。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然明代张京元(《删注楚辞》)以后的注家却有人开始对其著作权问题提出怀疑。他们认为《渔父》非屈原所作,或为宋玉、景差等楚人所为,或为汉人伪作(如清代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及胡适《读楚辞》和陆侃如等)。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注释》亦认为“本篇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版本的新发现

<正> 在船山著作中,《张子正蒙注》是版本较多的一种。较早的有清康熙年间王敔在湘西草堂刻的《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世称湘西草堂本;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补刻的《船山遗书子集》本;又有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刻于金陵的《船山遗书》本。民国以后,有1932—1934年《船山学报》第一至第六期连载的石广权诠言本和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局《船山遗书》排印本。     

对康德哲学一些問題的商榷——读《评康德的二元论与不可知论》一文

黄子通先生在《新建設》1961年第9期发表了《評康德的二元論与不可知论》一文,对于康德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見解。黄先生的文章对于我們是有启发的,可以帮助我們研究西洋哲学史的人进一步考虑問題。可是,讀了黄先生这篇文章之后,我个人有些不同的認識。     

黄季刚“字体分类”之“后”类辨析

黄季刚先生在《论学杂著·论字体分类》中首先将汉字分为“《说文》正字”和“《说文》后出宇”两大类型，“《说文》正字”下又分为正、同、通、借四个小类，“《说文》后出宇”分为讹、变、后、别四个小类。“后”分属于上下两个层次，将其下的解释和相关的语料相联系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黄季刚先生视《说文解宇》为“小学”研究“主中之主”的思想，也体现出其字词关系观念。     

《敦煌吐鲁番学论稿》书后

经过学者对约 4万件左右 (其中约有 3万件流失海外 )传世敦煌遗书的辨别研究 ,发现有一部分出自吐鲁番。 1 983年我国在兰州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之广 ,资料之丰 ,成果之多 ,是前所未有的 ,综观其内容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部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百科全书” ,它已成为 2 0世纪文物考古方面的显学。冯其庸先生是一位红学家 ,也是熟谙文物考古的专家 ,在他长期的学术生涯中 ,曾七次实地考察过玄奘的西行路线 ,其部分成果已发表在 1 995年大型中国西部摄影集、西行散记的专著《瀚海劫尘》中。中华书局编审兼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同志的专著《郭煌吐鲁番论稿》又展示了他在研究中的新成果。为了纪念敦煌遗书被发现 1 0 0周年 ,本刊特献上冯先生之文 ,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