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合作和信任把握历史的脉动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合作和信任的问题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背后,包含着人类走向后 工业社会伟大变革的内涵。在后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生活方式建构和行为模式规范上,都需要基于合作和信任 来进行。而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也将会证明合作和信任是共同体生活必要的基础。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

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然而,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后工业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     

论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兼评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意识形态"

后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一场深刻的历史转型,它同时也意味着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冲突的终结.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根据后工业化的现实提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方案,那就是建构合作意识形态.张康之教授要求把合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来认识,认为合作意识形态是合作型信任文化的组成部分.显然,这一建构合作意识形态的想法是一种理论创新.工业社会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冲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苏东事件"后,西方学者以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征服全球而大获全胜.张康之教授的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是在指出,后工业来临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终结,也表明全新的合作意识形态的兴起.其实,合作意识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解决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重建问题.     

论信任的衰落与重建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现在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三个历史阶段相对应,存在着三种类型信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契约型和合作型信任.当学者们考察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时,认为出现了信任衰落的问题,其实,衰落的是习俗型信任,同时兴起的则是契约型信任.但是,由于信任概念的模糊不清,导致了所谓"社会资本"提法的滥用,严重地阻碍了信任研究的深入以及实践建构的开展.关于信任,需要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来加以认识、开发和利用.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论组织化社会中的信任

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上,工业社会已经可以称为"组织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与社会的组织化相伴生的是一种契约型信任.契约型信任从属于以分工一协作形式出现的集体行动的要求,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化的信任,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从契约型信任在工业社会的表现来看,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能够使整个社会的行为成本降低.特别是在组织活动中,是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组织效率的有效途径.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信任的秩序功能将会日益凸显出来.     

“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市场化改革促使乡村进入到"转型社会"情态,乡村人际关系由此而"理性化",表现为人际交往的理性算计,以及基于算计基础上的"‘自主性选择’人际关系"。这种理性化是乡村社会进步的"外显",但这种理性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农民合作的同时,又与乡村中传统因素和农民尚未进化的价值理念高度叠合,成为农民组织化或走向现代意义"真正合作"的障碍。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推进乡村"软环境"建设,即农民现代公民精神培育工程,包括丰富农民的"社会文化网络"、开展公民教育、推动乡村信任结构转型等,促使农民人际关系再造,确立起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而建构起一个普遍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     

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正在发生变革,正在从工业社会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导向的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合作治理打破了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垄断,是一种由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而开展的社会治理。合作治理是与合作型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与合作治理模式一道成长起来的。     

论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合作治理

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合作治理,是在生态环境领域中建立的一种超越环境工具理性和体现高级环境价值理性的合作形态.走向环境合作治理是遵循社会治理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顺应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在走向环境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友好型政府应当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其根本任务在于:政府应当从构建"合作政府"范式的高度来不断加强环境合作政府建设,从培育成熟社会目标的高度来逐步引导社会环境自治力量的成长.     

论信任、合作以及合作制组织

信任与合作是同构的,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而合作又反过来促进信任.近代以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充分地实现了组织化,是由各种各样的组织编织起了我们的社会.对于一切组织来说,信任都是必要的基础性资源.但是,在官僚制组织的建设中,信任因素受到了忽视,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自觉地认识到信任的功能并在信任的基础上重建组织,是当前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在信任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组织将是一种合作制组织.     

农民市民化:传统超越与社会资本转型

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农民超越自身的传统性的过程。通过对定县(定州市)的再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在接受现代市民素质、实现市民化的同时,自身的社会资本也在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向: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出现转变,自发性组织在增多,而且信任观也从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开始走向现代市民性的普遍主义制度信任。在建构和完善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制度体系时,这些都值得重视。     

自反性、专家系统与信任——当代科学的公众信任危机探析

“风险”与“信任”是传统工业社会走向风险社会进程中的一对凸显问题。从“自反性”角度，研究现代性社会结构变迁与信任结构转变的关系，并从科学认知和政治制度维度分析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困境的形成和出路可以看出，自反性既是威胁科学认知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基础稳定性的力量，加剧了信任危机；又是科学扩张以及建构主动信任的重要能力。“正”与“反”的张力建构了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关系，公众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之一。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大数据对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数据资源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大数据是伴随着全球化与后工业进程出现的,是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的标志之一。一方面,因其传播速度快、容量大、价值大等特点加剧了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打破了政府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隐藏在大数据背后的数据价值与数据红利却又可以对"不确定性"进行前瞻性预测,促进政府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大数据的出现将以各种形式解构着传统的政府官僚制组织模式,推动着合作治理时代的到来。     

原生型农业企业成长过程中社会资本属性的演变特征

本文以农业企业从创业到成长不同发展阶段为研究脉络,分析了原生型农业企业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和结构特征的演变规律.结果显示,与工业企业相比,资源和风险双约束下的原生型农业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更多依赖于所植根的丰富的社会资本.随着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承继于家族的组织社会资本从高水平家族信任、密集网络交互结构、感情逻辑,逐步向低水平制度信任、松散型网络结构以及科层逻辑演化.对温氏集团的案例分析表明,足够的社会资本的支撑,是被称为温氏模式的“公司+农户”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实施的重要前提.     

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

合作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在后工业社会不断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治理的控制追求、"分工-协作"逻辑、科层制垂直组织架构以及"中心-边缘"结构全面扬弃和超越的治理模式。传统社会治理出现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控制追求的二律背反以及在治理领域中竞争逻辑的自我否定。因此,实现"善治"需要从多元合作的维度去重构一个行动化而非制度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建构一种弹性迅捷、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行动者系统,共同应对不断涌现的复杂公共问题。     

信任的信任:中国企业的“家”与“天下”

信任的伦理-心理运动过程,是企业组织形态内部在微观层面与动机生产相伴生的一种信任的动力机制。中国文化空间中存在着有利于企业扩展亲亲信任的两个认同原理:基于家之心理的"同心原理";基于家之伦理的"同德原理"。比亚迪的案例表明,泛家族企业的信任扩展模式,是企业从家族→企业之"同心同德",走向企业→家族之"同心同德"的中介或过渡。而我们通过对雷丁的同心圆模型的颠倒得出了一个天下同心的模型,旨在进一步表明:一种基于天下理念的信任价值观是指引企业家走出封闭自我或自我利益的狭小天地,走向更广阔、更高远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对信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