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人们对自己生育行为的主观期望。对于承担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控制人口重任的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来说,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呢?他们的生育意愿与其生育现实之风,是否存在差距呢?弄清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生活中众多的独生子女现象,也有助于我们探讨将来可能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     

性别偏好与农村妇女生育行为的实证分析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目的由于传统文化在农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而且性别偏好在农村显然比在城市显著，故研究者的眼光多放在农村。性别偏好是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核心所在，最难触动。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从原因、表现、后果、解决措施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但大体是侧重在其原因以及研究性别偏好和生育性别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上。本文利用对湖北部分县市的调查资料，对妇女生育行为、男孩偏好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加深对性别偏好和生育行为本身的研究，加深对观念，生育行为的动机、逻辑方面影响出生性别选择的认识。     

人口红利、财富积累与经济增长

文章从消费者行为出发,以生命周期假说为分析前提,研究消费者在老龄化的过程中如何积累财富,并对这些消费者行为加总进一步研究社会财富的积累,分析财富增加和劳动力数量下降这一特征事实下的经济增长路径。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判断人口老龄化是否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不能仅从劳动力供给数量上分析,应综合考虑资本、劳动力等因素的变化。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人口老龄化未必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亲子关系中的代际倾斜与农民生育观念——浙东越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本文通过在浙东越村的社会人类学实地研究,首次指出了农民亲子关系中明显与“反馈模式”并存的“代际倾斜”现象,说明他们生养孩子,并不全然是基于市场理性的行为,由此揭示出他们的生育观念:生育作为生命逻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他们此生不可推卸的生命任务,是他们对于祖先的“还债”。正由于生育连带着农民人生的终极意义,因此:①在理论上,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农民的生育行为;②在现实上,农民会在实际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上,与政府的人口政策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使行政手段在人口控制中必不可少;③在政策措施上,“养儿防老”问题的解决,只是改变农民这种生育观念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传统生育文化与中国人口控制

从文化上解释不同文化社区的生育率差异,作为一种解释性的理论框架,学术界的研究迄今仍是初步的,并且有许多认识上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试图就传统生育文化与中国人口控制问题作一较系统的探讨,就正于大家。 一、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什么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运用这     

城乡结合部农民生育文化初探

广州市的城乡结合部是一个人口来源十分复杂的地区,这里既接纳了随城区不断拓展而外迁的许多城市居民,也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习俗各异的外来人口。这一地区一直是广州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而外来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更是难上加难。毋庸置疑,外来人口跨地域流动的特征给计划生育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但国内有关研究和我们的调查均发现,因经济压力和环境压迫所致,外来流动人口的整体生育水平实际远低于当地农村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结合部农民的生育状况是影响广州市整体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深入研究城乡结合部农民的生育文化,挖掘农民生育行为的根源和深层动力,对稳定广州的低生育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民生育观念研究:社会人口学的透视与展望

1 问题的提出和资料来源 农民的生育观念,近年来在人口研究中一直备受关注。它之所以受到重视,直接的原因,来自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系列困境。随着农村人口控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农民意识深处那一套顽强的观念传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象传宗接代的宗祧观念、养儿防老的现实需要等等,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尤其是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并从1992年起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的事实,越发表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现实性。 现实的挑战激发了理论的探索。在人口研究中,十多年来围绕农民生育观念,已有了不少分析和讨论,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和成果。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论著基本上一直是随机散见各处,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由此引发出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1.由于缺乏对于研究成果的系统检讨,很难在学科内部对某一专门问题产生知识上的积累。这种人自为战的结果,常常不易导致或至少是延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飞跃。这实在是非常可惜。2.更深的一个问题是,通过对于这些研究的“再研究”,我们可以:a.尽量把握其在思路上基本的内在逻辑(Internal Logic),找出它未曾注意的一些盲点;b.同时,我们还可以看看,在这些论著中,研究     

河北省县际农民收入与出生率状况的比较研究

1、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在农村,要制定适合农村特点的计划生育政策,采取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有必要探讨和研究农民现阶段的生育观及影响生育的诸多因素。一般的人口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生育率的决定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的高度将导致生育率的下降。这就容易使人联想到这样的问题:我国农民目前的经济状况处于什么水平?这种水平的经济状况对生育率的降低起怎样的作用?有没有反方向的作用?是否农民的收入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否改变,应向哪些方面延伸和扩展?对     

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

本文探讨了中国农民生育决策背后的需求动机问题。作为一种社会人口学的解析,作者尝试着提出了一个有关生育需求层次结构的理论假说,认为在中国农民实际的生育行为背后隐伏着一个复杂的生育需求体系或者说结构。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包含着二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生育的动机问题,即为什么“生”;第二层面则是具体的生育偏好问题,即“生”什么,如何“生”以及“生”多少这三个相关的问题。作者强调指出:在家本位文化背景下的生育决策中,生育是一种不可完全由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来解释的强烈冲动,在经济上似乎并不合算的“生育”在传统文化层面上找到了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三种生育偏好中存在着一种由文化自觉编排好的内在逻辑,即性别偏好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时间偏好,最后才是数量偏好。     

我国人口理论研究的文化视角与生育文化建设

与生育政策相比,生育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具有根本性,因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对当前达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和实现长远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根本意义。我国人口理论研究属于人类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是对人类在生物圈活动过程中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掌握。我们应使其对我国生育文化的建设起指导作用,即让其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婚姻生育行为和其他生产及生活行为都与建立与生物圈互利而持久的关系有关,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1980～2015

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能否有效地鼓励民众的生育行为，这关乎到我国未来几十年合理调整人口结构、稳固新常态发展的成功与否。本文通过对我国1980-2015年有关生育意愿的国内外文献总结回顾，将生育意愿的内涵界定为数量、时间、性别、动机四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归纳得出影响生育意愿的五个方面因素：政策、经济、观念、教育、年龄，以期在新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做好养老、医疗、就业、教育方面的准备措施来迎接全面二孩时代，并为有关生育意愿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妇女就业与生育行为比较研究

应用“中国农村妇女就业和生育”抽样调查的数据，比较中国农村上海嘉定县、山西孝义县和陕西洛川县妇女就业状态、性别偏好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妇女就业水平和生育之间的关系在区域之间有很大不同；妇女的就业类型对生育行为没有影响；而妇女的男孩偏好对此有很大影响。这些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计划生育政策和执行程度以及文化特征显著决定了妇女就业和生育之间的关系。然而两种标准的假说：妇女角色不相容理论和工作机会成本理论，并不能解释这种关系。     

农村人口流迁动因研究评说

关于乡—城人口流迁的动因,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那么迄今为止,都有哪些关于人口流迁动因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能否完全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农村人口流迁现象?这些众多的理论和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宏观社会结构影响说;第二,生存与发展困境说;第三,劳动力剩余说。这三派观点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内从一般意义上较为可信地解释了农村人口流迁的原因,但是由于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矛盾等原因,这些观点又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观点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民的流迁动因的时候,应持审慎的态度。     

人口控制与社会学

<正> 控制我国人口是一项关系到四化建设速度、子孙后代幸福和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人口控制是要通过一系列社会措施,调节有生育能力的社会成员的生育动机,并改变他们的生育态度,形成一股节制生育的社会风气,从而实现社会需要的人口目标。这些问题都与社会学紧密相关。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以湖北省人口控制的先进典型——咸宁县大桥公社为例,对生育动机、生育态度以及控制生育的社会措施进行一些社会学分析。一、对生育动机的社会学分析人口控制实质上是生育控制,生育控制实质上是对生育行为的控制。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所以要控制行为必须了解动机,只有摸清了动机,我们才能认识行为、予测行为、进而控制行为。     

关于鸿声等四个乡符合照顾生育二胎的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调查

人们的生育意愿是对客观需求的反映。当前,农民的生育意愿有些什么变化?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对无锡县鸿声乡、宜兴县大塍乡、市郊区河培乡、南站乡符合照顾生育二胎条件的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进行了一次调查。根据上级有关规定,这四个乡有153户育龄夫妇可以照顾生育二胎,但有22户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原因及其改善

人口学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对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和争论,借助于阿尔瓦罗.洛佩兹弱遍历性理论和贝克尔生育选择成本效用模型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及变动原因。通过对1940-2010年中国出生性别比数据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以及变动原因的解释,本文得出结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调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要改善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改变农民、农村、农业的经济社会条件,增强农民的创新能力,推动农村及城镇贫困家庭从生产性生育偏好向享乐式生育偏好的转变是根本途径。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

引言在众多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人们企望通过对生育意愿的了解来预见到生育水平的变化。一般认为,由人们的生育意愿转化为人们的生育行为,由一个个人的生育行为聚集成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如果说,对于生育行为和生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谈谈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生育态势的影响

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农民的生育观、生育行为已经和将要产生什么影响?目前有人主张,“农民富了,计划生育难搞了”;有人主张,“商品经济的发展将直接导致农村生育率的下降”。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对辽宁省的一些县、乡进行了调查,据以提出我们的看法。     

人口迁移对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程度分析

利用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城市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和迁出的朝鲜族育龄妇女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行为上的差异,考察人口迁移对朝鲜族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几种类型的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流动迁移对朝鲜族育龄妇女是否选择生育的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对朝鲜族育龄妇女选择生育二胎的生育行为影响不完全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