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当下学术界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各视其是将启蒙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在对启蒙的态度问题上 ,新启蒙的建构与后启蒙的解构历历在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如何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进行实质性对话。就两套启蒙话语所持的路径而言 ,这一“正”一“负”的启蒙价值取向恰恰是应对反启蒙思潮的双刃剑。新启蒙和后启蒙的正负关系本质上不是对立的 ,它们理应形成互动、互补与圆融的格局。作为一个思想史命题的两个面向 ,反启蒙才是它们共同警惕和防范的对手。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中国启蒙思潮内源性探究

启蒙思潮的内源性与外源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启蒙的本土化问题。中西启蒙思潮所要超越的不成熟状态属性相异,启蒙的任务不一。在西方,启蒙要解构神性的愚昧和偏执,将上帝理性化,从而肯定人性;中国启蒙的任务则是要让主体人从天道理想、宗法王权理想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思想渊源上,西方启蒙思潮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早期中国传统思想中我们同样能发掘出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的最初萌芽。中西启蒙诱因不一,任务不一,且都有自身传统思想资源,彼此不可能被横向移植。中国启蒙同西方启蒙一样,都源于自身传统文化,是内源性启蒙。     

启蒙与焦虑:以《启蒙辩证法》为核心的分析

《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反思致力于揭示启蒙的情感根基.启蒙就是彻底而神秘的焦虑,启蒙源自一种深层的恐惧.在启蒙、主体性蕴含着的焦虑中,主体与客体的距离是关键:疏远是消除焦虑与恐惧的基本策略,是撇开个性、特殊性而普遍化的关键所在.哲学、宗教、神话、巫术作为消除焦虑与恐惧的方式,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启蒙不再与神话、诗完全对立,而是包含着某种神话.启蒙暗含着的主体化策略有贬低世界和把世界理性化两种形式.它们都具有深层的情感根基,都是焦虑与恐惧的表现.启蒙对自身情感基础的解释不是为了否定启蒙,而是进一步唤醒启蒙,因而是启蒙自身推进的体现.它表明启蒙仍未完结,哲学仍富有批判性力量,尽管这样的哲学不再与神话和诗完全对立.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从反思启蒙心态到儒家价值的普世化期盼——杜维明启蒙观探微

反思启蒙心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通过发表文章、与诸多国内外学者对话等形式探讨和反思启蒙问题,试图揭露出启蒙盲点,从儒家传统价值资源中寻求新的普世化精神来回应启蒙困域。杜维明的启蒙观主要包括启蒙心态的反思与批判、反思启蒙立场的分疏、启蒙心态的中国境遇、助启蒙走出困境的儒家普世价值等。     

焦虑:《启蒙辩证法》的主题

《启蒙辩证法》的隐秘主题就是焦虑与恐惧。《启蒙辩证法》与德国浪漫派的思想渊源应予重视。焦虑成为现代哲学的问题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在《启蒙辩证法》与A.施勒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类似与一致。揭示启蒙中蕴含着焦虑与解释启蒙理性的情感根基直接相关。在弗洛伊德对成长期儿童的焦虑分析以及焦虑与恐惧的区分、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启蒙辩证法》的启蒙批判中,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异在他者引发的焦虑是西方启蒙的核心问题之一。进一步地反思、遏制、消解焦虑情绪,走向与异在他者的和解,是推进启蒙的主要所在。理性、支配和恐怖,是立足于这种焦虑观反思启蒙的关键词。     

文学启蒙的概念界定

文学启蒙的概念混乱亟需梳理,这与启蒙的多义性相关:它可指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可指一种理论思潮,也可指为一种批判精神,还可以是教育界的专用术语等等。文学启蒙也有多种解释,如文学的启蒙,启蒙的文学,启蒙文学与文学启蒙的合一,还可以是一种文学思潮,一种文学教育观等等。对于教育界而言,文学启蒙有微观字、词、句、段、篇层面的文学教育,中级文学审美教育,宏观文化启蒙等多层意义。     

别一种启蒙——论启蒙的理性与自我性

卢梭是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他的启蒙思想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相比,又具有别样的特征,他对启蒙与文明的不满甚至批判,与其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怀旧,不如说是对启蒙辩证法的深刻洞见,而这正是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区别,也是他与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启蒙的自我毁灭

启蒙是西方社会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反思启蒙一直是西方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中,阐述了"启蒙已退化为神话"的主题.本文试从启蒙的实质、启蒙退化为神话、启蒙自毁原因等方面,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思想进行分析与阐释.温习智者的教诲,提高对这个世界应有的警醒.     

别一种意义上的启蒙修辞——现代"革命文学"的一种观照

红色革命是一种启蒙,是一种与新文化启蒙存在脉络联系又有着区别的新启蒙,它的启蒙主体,是中共党;启蒙对象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也包括农民;而在启蒙效果方面,它纠缠于启蒙与神话:在反击和解构神话的同时,又结构了一种新的神话.     

启蒙五题

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启蒙”及其是非功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论争中 ,“启蒙”问题又成为文化冲突和思想交锋的一个焦点。鉴于人们对“启蒙”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不同理解 ,有必要对“启蒙”内涵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澄清 :一、何谓“启蒙” ;二、西方学人对启蒙的反省 ;三、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浮沉 ;四、启蒙的障碍与难题 ;五、当下中国是否需要启蒙。只有对以上“启蒙”问题作出准确的界定 ,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启蒙”的历史与现状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逻辑的再诠释

改良与革命是20世纪两个十分显赫的关键词,也是与启蒙话语密切关联的实践路径。就启蒙本身而言,近现代中国有“弱势启蒙”和“强势启蒙”之分;就启蒙导引的现代性进程而言,又有“激进”与“保守”等理念之别。本文在百年启蒙历史的“骄嚣”中,梳理出了由两种基本路径组成但又由两种路径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性谱系。     

福柯现代性视野下的启蒙观

启蒙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福柯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通过对康德启蒙观的创造性解读来阐述自己的启蒙观,赋予启蒙以现代性的意义.本文试图从福柯对启蒙所作的本体论阐述以及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来对福柯的启蒙观加以分析.     

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

现代性带来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样式,与依靠经验和自然的传统社会不同,它依靠的是理性,信靠的是人。现代性的生成与启蒙直接相关,是启蒙的精神品格成就了现代性的精神品格,并因此使得现代性堂而皇之地登上世俗的历史舞台。启蒙的精神品格可以简约表达为:启蒙是一种与过去告别的断裂意识,启蒙是一种朝向未来的进化意识。启蒙的这种精神品格对现代性的生成产生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启蒙精神造就了现代性的气质、态度,即形成了现代性独特的精神内涵;第二,启蒙规定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外显形态,即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特定历史——现实内涵源自启蒙精神。     

浅谈“启蒙”的概念——读《启蒙的辩证法》

康德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把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开启了近代启蒙哲学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因此,启蒙走向了自我毁灭。从康德到霍克海默,“启蒙”的概念的发展代表着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反思的轨迹。     

启蒙视阈下中西“理性”观之考察

正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①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舒衡哲—李泽厚以及汪晖的启蒙论叙事,还是冯友兰—沟口雄三那样避免直接提及启蒙的叙事,都不言而喻地将启蒙置于和传统的对立之中。②同时,所有这些学者都没有追问,被当作中国启蒙思想史解释工具的"启蒙"观念,究竟是何含义?无疑,这两个问题——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对启蒙的界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另一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前一个问题也向史学开放,那么后一个问题应完全属于哲学。     

朝向一种积极的启蒙——“启蒙辩证法”视域中的尼采与康德

“启蒙辩证法”的两个命题,“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蜕变为神话”,分别表达了对启蒙的肯定与否定态度。将理解的重心放在第二个命题上,则会得出阿多诺、霍克海默全然抛弃启蒙事业的结论,而对该辩证法的完整理解告诉我们,“启蒙辩证法”正是要将启蒙从它的“盲目统治”的扭曲形式中拯救出来,最终给出一个积极的、救赎性的启蒙概念。由此出发,文章最终将阿多诺、尼采一并解释为康德式启蒙事业的同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