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说源流考论

"四唐说"萌芽于唐末评诗品诗的时代批评氛围.严羽受这种文化风气的影响,在论诗的过程中提出了"五唐"说,完成了对唐诗发展的大致分期.方回和杨士弘又将它运用到选诗和评诗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扩大了它的影响.到高棅,"四唐"说才得以完善和定型,并成为影响唐诗研究相当深远的一种分期学说.     

永明诗病说猜想(上)——揭秘平头、上尾、蜂腰、鹤膝

在中国诗歌理论研究发展史上,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其中一个就是"永明声病".对永明声病的研究,前人已做过一些文章,但自唐以来的一千多年间,历代诗学家多从唐代日僧遍照金刚之说,鲜有新解.本文以唐代律诗、古风的考察结果为依据,再对六朝古体绝句、歌谣等五言句的声律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客观地揭示出声律四病的成因及其在五言律句中的分布:"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病,只犯在同一句诗内部,并非犯在同一联诗的出句与对句中."平头"病犯在改"平"为"仄";"上尾"病犯在改"仄"为"平";"蜂腰"、"鹤膝"病犯在改"平"为"仄"或改"仄"为"平".结论是:永明诗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是指律句同一句诗内部的平仄组合严重失衡.     

孟子《诗》说与汉代《诗》的经学化——以鲁诗"四始"说为例

鲁诗"四始"说不仅是对鲁诗诗学价值的最早定位,同时也是对汉代诗学意义的首次系统化表达.然而从清代开始,"四始"说被视为无人能解的学术之谜,通过对"四始"说与孟子诗学观的比较会发现,鲁诗"四始"说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说的继承.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诗"四始"说的真正内涵,也有助于理清孟子与香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之间的诗学渊源.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九歌》"展诗兮会舞"考辨

对屈原<九歌·东君>中"展诗兮会舞"句,学者们一般是将其中的"展"解释为"陈"、"展开",将"诗"指为后世通常意义上的诗篇,将"会舞"理解为"聚集在一起跳舞"或"歌配合着舞"等.本文不以之为然,通过考察古代礼乐制度以及相关故训材料,认为"展"意为"调整……而使齐一有序","诗"是据唱奏的歌乐而说;"会"与"展"义近,意为"使……齐同相合".若此,"展诗"意谓调整歌乐,使之齐均;"会舞"意谓协调舞者动作,使之一致,且合于音律节奏.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古代"诗味"论探微

"诗味"是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重要范畴之一,比及其他范畴,其历史更悠久,运用更普遍,影响也相当深广.本文试对"诗味"理论的源起与发展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探寻它在演变历程中的轨迹及其深刻的蕴舍与美学价值.     

"诗言志"与孔门诗学观

"诗""志"关系是先秦诗学的核心关系.朱自清先生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做了经典阐发;从这四大内涵考察,孔门则对"诗言志"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展,充分展示出先秦诗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总体特征.     

赵师秀考论三题

赵师秀居"永嘉四灵"之冠.本文考定,赵卒年在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终年51岁.对赵师秀的两句论诗名言,从历史背景和四灵派诗学宗旨加以解读,阐发其深层含蕴,澄清曲解误解.赵师秀于当时极得诗家推崇,有"五字专城"之誉,他在五律和七律、七绝的创作上取得出色成绩,而今人所编<中国文学史>大都评价偏低.     

兰亭诸诗的诗体特征及成因

现存的东晋三十七首兰亭诗,表现出以四言八句、五言八句与四言四句、五言四句为主的诗体特征.其原因主要是诗人创作时强调兴会以及玄学的审美渗透,"曲水流觞"只是即兴赋诗的外在机缘.将兰亭诸诗置入同类题材中加以考察,其短篇的诗体特征及其成因就更加明显.     

"比兴"与"客观对应物"理论

钱钟书先生曾在其论文<诗可以怨>中开一位无名诗人李廷彦的玩笑,提到在诗中为了凑对而编出"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的句子以呈上司,颇得上司同情,钱说他深谙艾略特之"客观对应物"原则,知道诗要写得具体有形象,心情该在实际事物里体现.其实不光是李廷彦,中国诗人早就开始有意识的使用这一原则,其最早可以上溯至中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不过,把中国几千年前的诗歌传统拉出来与20世纪西方现代派大师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相提并论,似乎有些牵强,其实不然.如果我们认真阅读中国的古典诗词,就可以发现"比兴"是一个从始至终,贯穿如一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如此常见和容易理解,以至许多人忽略了它的存在和价值,而拿艾氏的"客观对应物"来对照,正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传统的可贵之处和天下诗人共有的思维模式和创作手法,二者虽然相隔了十几个世纪,但丝毫不影响它们的相互映照,相互扶持.     

中国古代"诗法"的承传

古代"诗法"的承传,在单部诗法著作上,有近于"诗格"之体的承传和近于"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承传;在诗法汇编著作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丛编之体的承传.古代"诗法"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它作为格法类著作的基本特征.     

《锄田》诗作者考辨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此诗为李绅撰《悯农二首·其二》 ,几无异议。近读《全唐诗》 ,发现编者对此诗的注释 ,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全唐诗》把“锄田日当午”四句作为“绝句”分别放在李绅、聂夷中名下 ,又在聂的《田家二首》的“锄田”四句下注“此篇一作李绅诗” ,而在李绅《古风二首》这四句下却未加注 ,令人扑朔迷离 ,大惑不解。那么 ,此诗究出谁手 ?主出于聂手者主要根据是 :一、清代著名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如是说 ;二、宋·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将这四句《田家》诗作为聂夷中作品辑入该书赋咏…     

阮籍《咏怀诗》中的"剑"

"剑"是阮籍<咏怀诗>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在诗中出现8次之多,它是阮籍英雄情结的象征,反映出在魏末政治高压下,阮籍仍然在苦闷中保持慷慨的底气,这是建安精神的延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阮籍使气以命诗",这一具有气势的诗歌特点通过"剑"意象得以体现出来.     

古绝句四首

【说明】“绝句”是一种以四句为一首的诗体的名称。这四首诗是晋以前的作品,最初见于《玉台新咏》卷十。这些诗的形式和当时的“绝句”相同,故以“绝句”命题。三国六朝时代长江流域的民歌五言四句,且以多用隐语为特色。这几首诗也可能是南方所产。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用事"说

用事,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它出现在散文尤其是论说文中乃势所必然,出现在辞赋、骈文乃至诗歌中也很自然.不过诗以"吟咏性情"为主,故事太多,反而会滞碍"性情"的传达和理解,所以自晋宋起,中国诗论中围绕诗、词、曲能否用事和怎样用事展开了四次大讨论,从审美接受出发,总结出"僻事实用"、"隐事明使";"熟事虚用"、"明事隐使";"我来使事"、"勿为事使";"水中着盐,不露痕迹"等用事规律,至今仍有参考、借鉴意义.     

楚人思维中的"浪漫"和"理性"问题

楚人的精神以非理性思维和浪漫为主,这似乎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的形成与近代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有关.实际上,楚人的精神是否理性和浪漫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不能仅仅按照科学的思维来作判断.今天人们指称楚人"浪漫"、"非理性"的东西是其"天人合一"宇宙论的反映,是古代世界人类思维的一个普遍现象,今天人们看来非理性的东西在古人那里它就是理性和真理.     

《断章》探赜

《断章》是现代诗歌史上传诵最广的佳作之一。全诗只有四句,特别好读,却相当不好明白。研究者们把它视作中国现代"主智诗"的经典,对其做出了形而上命题中的多种解读,惟独讳言它是一首爱情诗。然而,综合卞之琳在写作此诗时与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的恋情,以及该诗与林徽因的散文《窗子以外》中相通的"窗子"意象,《断章》是否恰恰渗入了一代文人隐秘的爱恋情感?     

"神韵说"之系统观

神韵说,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著名的理论命题,就其精神内核而言,大致可以包括诸如韵味、趣味、兴趣、神韵之类的概念(当然,仔细分辨,各概念内涵仍有差异).这是一个曾经令理论家们相当困惑的问题.许多人试图从理论上对它进行阐释,然而结局每每不尽人意.鲁枢元同志曾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概括出"神韵说"的三个特性:1、它是一种形质之外而又超越形质的东西;2、它是一种语言之外而又超越语言的东西;3、它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无限("有"与"无"的无限),它的存在方式与观照主体密切相关.(参见鲁枢元《"神韵说"与"文学格式塔"》,《文学评论》1987年第三期.)应该说,鲁枢元对"神韵说"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诸如"超然象外,得其环中"、"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古人论述之精要.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