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的史学研究

史学的发达和在整个学术体系中地位的突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文治武功显赫一时。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也可圈可点,无论是史学理论创新、官修史书的编撰,还是前代史学研究,乃至地理书、姓谱之学、行政法典及目录的编纂方面,都成绩斐然,影响深远。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国际问题研究之我见——写给“三个”四十周年

国史修养对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世界史研究者可以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二、具备深厚的国史修养才能使“比较研究”令人信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

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包括中日、中韩(朝)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比较东亚各国同源而异流的传统史学,对于深化史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历史学能够产生的基本条件、史学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矛盾等。中日、中韩史学的比较,亦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研究源于中国的传统史学在其他国度演变出的特色及其原因。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已经预示出可观的学术新境,例如中国传统的历史正统论,经日本早期政权的改造,形成决定日本统一和天皇万世一系社会意识;日本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比较,给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以很大的理论启示。中日史学比较研究,有待众多学者参与以共创繁荣。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对史学宗旨、经与史的关系、史家著述之道、历史编纂学以及方志理论等都有过精辟的阐述,亦多创新之见.他的许多史学观点对当今史学研究和方志编纂仍有借鉴意义.     

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

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食货之学",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却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出现的。它迄今已经历了萌芽、形成、转型和发展阶段,并在此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即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1949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以及1978年以后形成的多元化史学传统。这三个传统都是我国的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而中国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既珍视自己的传统,又积极投入国际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经济史学。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二十世纪美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美国人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史学编纂。开始是传教士,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主要基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了解。     

汉语修辞的演变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本文探讨汉语修辞史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即研究汉语修辞演变与中国文化发展如何相互推动。文章首先将修辞现象的演变放置于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尤其是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其次,探讨文化发展对修辞演变的全方位影响;再次,探讨了修辞变化对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论植甄隐情为古诗背景的接受——木斋学说的情爱革命

木斋关于五言诗研究,以古诗十九首为曹植甄后爱情结果的立论最受到争议。个中原因除了传统文化对政治的依附造成在文学作品解读与评断上以国家政治为显而男女之情为隐的情形之外,历来文学史对古诗十九首纯诗化的美学接受亦是对此种学说的挑战。木斋学说不仅是在思考方式、研究方法上的革命,更是一种对于社会、政治、人性精神上价值观的思想革命。     

试论“否定主义文学史观”

"否定主义文学史观"强调文学性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穿越,呼唤文学史家回归到独特性而不是规律性;以"经典关系结构"代替文学的"文化时间结构",最终建立一种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这使其成为一种很有学术潜力的文学史观。     

民主政治建设: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任何形式的政治都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政治发展受到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必然形成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各个国家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才能正确确定政治发展的目标和主题。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依据深深植根于我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之中。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只能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     

中国文化英雄导论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中国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和社会政治运作方面,始终起着导向性、支配性作用。但由于它缺乏一种明确的独立的社会存在形式,所以,不论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它的重要性都长期被人忽略。本文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把中国文化英雄作为核心概念,指出文化英雄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论述了作为文化概念的英雄形象与文化价值、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为学术界、思想界提供一种理解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新思路和新角度。     

“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

王先明认为,学术意义上的区域史研究,是指在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而近年来的所谓区域史研究,大多不过是研究的区域化取向而已。张利民认为,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范围的历史,因此,研究者既要考虑环境对区域形成与演变的作用和影响,更要注重自然科学尚不能包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文因素。吴宏岐认为,区域比较研究目前已是学者们习惯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仅靠区域个性特征之间的比较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用辩证统一的观点考察区域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唐力行认为,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以宏大叙事见长的,强调的是历史的阶段性和进步性,往往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而实际上,传统社会的延续性和巨大惯性仍在历史的深层左右着近代历史的定向。因此,关注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体史的研究目标。     

中国的伏尔泰史学研究评述

伏尔泰史学研究在中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对伏尔泰在史学上的贡献认识不足;二是伏尔泰史学名著的翻译太晚,滞后了国人对伏尔泰史学思想的了解.中国史学界认为,伏尔春对史学的贡献在于从理性史观到世界史观的创新,在于从理性史观到文化史观的发展.     

当代中国电影的身体政治研究

近年来，身体政治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被引入到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理论前沿性、学科综合性以及对电影身体直击性的充分尊重，使得身体政治研究成功拓展了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的边界：首先，通过以银幕身体为窗口，捕捉藏身其后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文化景观，实现了对既有当代中国电影史的补白；其次，重建有“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现场，从感官机制层面探索了美学化政治的奥秘；最后，开辟明星研究的新的理路与方向，实现了对明星现象的更为立体丰满的审视与研讨。不过，其具体实践中也存在着对电影语言的分析不足，对思想史、社会学结论的简单搬演、对观众接受主体的非历史想象等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与完善。     

东北亚文化与东北亚历史

东北亚的历史一般指中韩日三国的历史,在历史上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老的中国因历史的大迁移,将中国先进文化移到了韩国和日本,并在那里生根发芽,而后形成相互交流的发展关系,在发展交流中,东北亚历史成为了和平、和合、和谐的发展主流.当今这个主流正在强劲的发展着.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尤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 ,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 ,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 ,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 ,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