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

两汉经学《论语》主要有四大注经特色:其一、思想内容上,秉承孔子及其先秦儒家的传统,尚仁义,崇道德,讲教化,重修身。其二、治学风格上,汉注偏重训诂解经。其三、汉儒基于元气论及其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学说,局限于儒家伦理现象的表层和浅层次的道德说教而就事论事;其四、汉儒仅限于人伦现象的表层,注重名物训诂和典章制度,尤重讲礼制及其沿革、多记载一些历史掌故。通过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之研究,可以透视两汉经学思想的复杂性。     

儒学近代化的努力——康有为《论语注》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四书学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论语注》中的三世进化论体现了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社会进化论的结合;在《论语注》对太平大同世的构想中,康有为则引介了西方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政治观念;《论语注》中康有为对夷夏之辨的评判标准也是颇具现代特征的公理与文明。康有为立足于儒家的公羊学说,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对儒学近代化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同时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 ,面临自然灾害频繁和灾情空前严重的严峻形势 ,统治者在统治思想上承袭了两汉儒学“以经治国”的政府管理思想余绪 ,故其时政府应对自然灾害 ,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 ,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     

论司马迁的儒学观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春秋》笔法的伦理教化精神规定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时代主流思潮的经学、儒学必然在其笔下得到如实反映;他本人的学术储备及家学的影响则使他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剖析有准确把握,从而作用于其整体思想面貌的呈现,在人物时事的评论中透显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烙印。这是由其贯彻《春秋》人文精神的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尊崇孔子、推重儒学之学术思想理念的落实。     

吴虞对儒家孝学说的批判

吴虞对儒家孝学说的批判邓星盈儒家最重伦理，凡儒学中人其学术无不以道德作根底。儒学Ｚ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达二千余年，儒学所言伦理亦成为中国Ｉ代社会多数人所信奉的道德。所以，吴虞在《书某氏（社会恶２状况论）后》中痛疾地说，中国的道德风范，不过是儒家专制〕...     

李充《论语》注简论

李充《论语》注以道家的“自然之性”作为儒家纲常的存在依据 ,但同时极力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 ,具有向儒学靠拢的学术倾向。这种儒道兼综而侧重儒教的思想性格 ,既与李充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 ,亦反映了东晋初期士族文化及玄学思想的变化     

说晏子“麋鹿之裘”——兼论《晏子春秋》的礼制问题

晏子衣麋鹿之裘,是其节俭的一种表现,后来注家不了解当时鹿裘作为下品之裘的地位,而试图以儒家舆服等级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说难从。《晏子春秋》与三《礼》时代大致相当,但彼时礼制变化剧烈,三《礼》内部不能一贯,《晏子春秋》兼具史书与子书的双重性质,这些因素使得二者礼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晏子春秋》中对于礼制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可以印证儒家礼制,更可以补其不足,可视作先秦儒家礼学向两汉经学(尤其是齐学)礼学的过渡环节,影响到了后来儒家某些重要礼制的形成。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董仲舒“德治”思想与现代化建设

董仲舒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兼收先秦诸子之精华,以孔子儒学为旗帜,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构建了适应汉王朝大一统政权需要的儒学宗法制封建神学思想体系。该体系以道家宇宙论为逻辑形式,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是一种天人宇宙论图式。董仲舒的思想观点,迎合了西汉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很快被封建统治者接受。经他改造后的儒家文化成     

儒学的现代命运与未来发展——李景林教授访谈录

李景林教授简介:李景林,1954年生,河南南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兼职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及《儒藏》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持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学术研究项目.曾获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等多种学术奖励.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专题研究、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哲学原典研究、哲学前沿等课程.在儒学、道家哲学、中国文化等学术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性著述有《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著作)、《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著作)、《儒家的丧祭理论与终极关怀》(论文)、《朱子心论及其对先秦儒学性情论的创造性重建》(论文)、《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论文)、《孟子的"辟杨墨"与儒家仁爱观念的理论内涵》(论文)等.     

北宋诸儒论扬雄

扬雄是西汉末年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儒家学者,在汉唐儒家经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北宋时期,儒家学说正处于由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转型阶段,扬雄批评经学、回归先秦原始儒学的学术取向受到褒扬,一度被尊为儒家道统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北宋诸儒通过对扬雄品行、学术、人性论等的反复讨论,逐渐由推崇演变为批评,从而使扬雄在宋明新儒学的道统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明清之际的“回儒学”何为可能？

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中引起了一种自觉,即出现了“回儒”学者,他们作为宗教学者,在注释和翻译伊斯兰典籍过程中,与儒释道学说进行对话,特别是引用大量的儒教（儒学）学术名词和概念,创造了大批汉文文献。“回儒”学说有两大基本思想来源,一是外来的伊斯兰教及思想,另一是本土的儒家思想体系,即具有儒伊合璧（既伊又儒,既儒又伊）的思想特性。所以笔者以“回儒”概念作为依据,初步提出明清之际的“回儒学”并探研其何为可能之问题,并从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是儒学思想,不是玄学思想;《原道》中的“道”是儒家之“道”,不是玄学家所说之“道”。但刘勰又以“通变”、“日新”的革新观对玄学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既有某些汲取和肯定,也有某些排斥和非难。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既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思想,也不是两汉的今古文经学思想,而是魏晋以降经过加工、补缀、渗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儒学思想。     

论董治安先生的先秦儒学研究

董治安先生学融儒道,其学以文史、文献著称于世,学界多瞩目于他这方面的学术成就,而他立足于文献根基之上的先秦两汉思想方面的研究有其卓著的学术贡献.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皆有精深研究,具体到儒家学派,所论则包括了对孔孟荀儒学思想的研究,对孔门弟子尤其是从曾子到子思一系思想的研究,对先秦时期儒家经典传习及日见尊崇状况的厘清等诸多方面,涵盖了诸多学界焦点前沿问题,其宏阔深邃的学术视野,具有引领学术的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暨孔庙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四川省孔子研究会和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人民政府主办的“儒家德治思想暨孔庙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1年 9月 4— 5日在犍为县举行。来自四川、云南学术界、文博界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 4 0余人出席会议。为繁荣学术 ,促进孔庙保护与发展 ,特将与会者研讨的问题择其要者 ,分述如次 :关于儒家德治思想关于儒家德治思想的起源。多数与会者认为发端于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孔子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有的学者提…     

魏晋玄学与儒学

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兴起。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开启了一代魏晋玄风。玄学风靡草偃,蔚为时尚,成为与两汉经学相对立的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 然而,魏晋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的否定,又是发展,这两种思潮既相互对立,又一脉相承,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蜕变,并在思想学说和精神风貌上影响了南北朝经学与宋明理学。可以说,玄学是儒学发展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论王通思想对儒家心性学说的推进

两汉之后,儒学因忽视对人性和心性的关注而陷入困境.王通致力于恢复儒学的精神传统,重申儒家对人道的弘扬,阐发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并在探索道德实践的过程中深入心性层面,初步以心性为平台确立德性养成的依据,形成以心性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推进了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和道统的延续.     

一言之误读与荀学千年之命运——论宋儒对荀子“性恶”说的误读

荀子是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儒学史上的大家,贡献卓著,影响深远.但是,对于荀子的评价和定位,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宋儒及现代新儒家将荀子视为“不醇之儒”,也有学者将荀子与思孟学派作为儒家的两极对立起来.为此,很有必要重新认识荀子的思想特征及其在儒家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认为,荀子是先秦学术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较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与中国哲学.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在外王学,即统一中国及其制度文明的理论设计方面发挥了较为重大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分疏、析别的思想传统.其超迈前人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天人关系、人性学说、社会理论与礼治建构、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方面.荀子同时开启了几道思想闸门,后世对他的不同评价说明他有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对荀子的批评史也将成为荀学思想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儒学管理思想探析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主要奠基者是孔子。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管理学家。儒家重要典籍《论语》被视为重要的管理著作,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两千年前我国就曾用儒学管理五千多万人口的大国,并建成象万里长城这样的伟大工程,这都是儒学管理思想所至。儒学之所以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抬上“独尊”地位,是因为儒学可以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可以作为封建国家的管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