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女性诗歌：“击浪”或“畅游”？

＂女鲸诗社＂＂女子诗报＂＂翼＂这三种女性诗歌群体和出版物是近二十多年间汉语诗歌的重要实绩,作为一个群体——无论是以结社还是以刊物为核心团结女诗人的方式,需要加以省思的,确如＂女鲸＂同仁自觉意识到的那样,是考虑作为性别群体的女诗人通过写作究竟能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做一些什么的问题。仅仅提供发表平台,聚集人气,作为文学目标是不够充分的。女性诗歌写作需要的是主体意识强烈的＂击浪＂,而非奢侈、悠闲的＂畅游＂。互联网技术更新快,信息空间利用的新方式的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上诗歌写作的交流。或许,我们可以把进入互联网空间的女性诗歌视为女性诗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阶段。     

万物花开诗心绽放——论21世纪初女性诗歌写作的物性向度

进入21世纪,女性诗歌写作之翼“一再沉降”,紧贴着此岸世界行而下的世事万物与世俗生活,又能向着彼岸世界的理想与梦想抽身而出;既俯首委身于消费时代的物质文化,又君临超度在主体意识渐趋成熟的精神王国;不仅表现出女诗人对物品、物事、物象、物态的高度敏感和兴致,而且表现出她们向着物质与精神同构、鱼与熊掌兼得、玫瑰与诗心共赴的自信与努力,使女性诗歌在抒写女性经验、张扬主体意识、澄明人性本真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富有活力的写作策略和艺术表现力———物性抒写,映现出女性诗歌以其特有的艺术张力呼应并推动着消费文化,显示出一种新的女性诗歌写作场域的拓展和审美向度的可能。     

反叛与交流——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

女性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时期的女性诗人回归女性自我,开拓出诗歌中的女性性别场域.女诗人通过女性主义诗歌的书写,表现了一种“反叛”的诗歌精神.女性诗歌的语言冲击构成了富有诱惑力的反叛,诗句的词汇摘选形成了富有熟悉感的陌生.女性诗歌通过黑夜意识的书写、身体的再发现以及情欲、生命欲等一系列以往被压抑的欲望的表达,营造出一种“交流”的对话.在诗歌中进行自我的“传递”与“交流”,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最为珍贵的探索.     

当代“女性诗歌”繁荣的原因追溯

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繁荣,与女诗人强烈的表现自我的意识骨肉相连,同时80年代相对开放的外部环境,使得年轻女性诗人更有可能轻松地折返女性自身,而西方的性别理论、“弗洛伊德”学说又为女性诗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民族性:浓、淡、无多元相存--论20世纪末期少数民族女诗人现代汉语诗的抒情倾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现代汉诗中的女性诗歌繁荣的时代 ,民族女诗人成为其中重要的力量。由于生存环境及所受的汉化教育不同 ,这一时期的民族女诗人的汉语诗歌写作出现了不同的抒情倾向 ,诗中的民族性的含量各有差异 ,初步形成了纯粹的民族的、将本民族与普遍的人性结合的、只是抒情方式及书写方式具有民族气质的、与汉族诗人无异没有民族特质的四种抒情倾向。这些抒情倾向可以给 2 1世纪的民族诗歌带来启示 ,特别有助于处理本土与外来文化及诗歌的关系     

从性别想像到技艺对经验的转换——论沈杰、青蓖、水丢丢和梅花落的诗

性别想像往往被看作＂女性主义诗歌＂的重要标识,但作为建立在女性/男性二项对立基础上的批评框架,性别经验极易仅仅作为争辩的、对抗的要素被强调。从经验的开放以及诗的想像方式的角度看,这遮蔽了女性诗人写作的丰富性。疏离二项对立的经验处置立场,假以诗歌技艺的互动,不少女性诗人的作品对于＂女性诗歌＂既校正了其概念又丰富了其内涵。     

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书写策略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躯体写作后,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90年代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对诗歌认识的改变,女性诗人不仅以诗歌的姿态表述自己,而且以具有女性主体性的"人"的立场进入诗歌,聆听和感受世界,既不放弃性别立场,又不放弃艺术价值,使女性诗歌达到人文价值与诗性价值合一的高度。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写作,使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并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从而实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宁静的丰收"。女性诗歌从此走上包含性别但又超越性别的更为广阔的前景。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我想写下光明的诗篇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爱”的两种声音——以舒婷、翟永明的爱情诗为例

舒婷和翟永明，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两位著名的女性诗人，都分别写下了许多“爱”的诗篇，但传达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声音：舒婷的诗是对爱的呼唤与追求，而翟永明的诗是对爱的质疑与反思。从舒婷到翟永明的这种“爱”的嬗变，折射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女性对爱情婚姻、对两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与深入剖析。     

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的诗学观

在宋代诗歌批评史上,北宋诗歌评论家张表臣的诗学观占有一席之地。《珊瑚钩诗话》是张表臣的代表作,他结合多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和事迹,论述了其基本诗学观。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就“诗能穷人”提出异议,认为诗人创作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穷”或“达”的境遇,而在于诗人内在的创作天赋,即“能诗与不能诗”;张表臣提出,创作应祖述前人,但又必须创新,而创新的首要问题在于立意,次则须炼句、炼字;张表臣强调,诗歌的风格追求应以含蓄天成、平夷恬淡为上,反对支离破碎、怪险蹶趋。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还对一些文体、作家、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女性主体的嬗变与超越——舒婷与翟永明的诗歌比较论

舒婷和翟永明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两位著名的女性诗人,二人的诗歌创作对女性主体的不同阐发,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体的嬗变轨迹和特征。舒婷的作品凸显了女性的主体地位,翟永明则进一步深化了女性的主体地位,而女性主体在经历了必不可少的凸显与深化后,必将走向超越:以双性主体间性取代单纯的女性主体视角。     

论韩驹的诗歌创作

韩驹是宋代南渡前后的一位重要诗人,通过对他诗作的分析,概括了其“奇丽圆活”的诗歌特征,并从推敲字词、师法前人、受祥宗影响等方面分析了其诗风形成原因,同时指出了他在当时诗坛融合苏（轼）黄（庭坚）、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翻译与建构——刘半农对外国散文之诗创作技法的借鉴

刘半农是国内最早翻译泰戈尔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译者之一。在翻译两位外国诗人诗作的过程中,刘半农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吸取他们的创作技法,在自己的散文诗创作中做了成功的借鉴。对比分析刘半农的散文诗翻译和创作,印证了刘半农在两个方面借鉴外国散文诗的创作技法：一是对屠格涅夫散文诗对话体的借鉴,二是对泰戈尔散文诗独白体的借鉴。刘半农的诗歌翻译、译诗借鉴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影响。     

郝经与方回和陶《饮酒》诗之比较

郝经和方回作为元代追和陶渊明《饮酒》诗人的代表，其诗歌都是借和陶诗的形式浇自己之块垒。但由于各自人生追求以及生活境遇的不同，在对诗酒生活的描写、对功名节操的态度以及对陶渊明精神的取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反映了陶渊明《饮酒》诗对元代诗人多层面的广泛影响。     

论江西诗派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接受

韩愈学杜变杜,通过＂以文为诗＂使诗呈现出新的面貌。江西诗派学杜学韩中,＂以文为诗＂乃是其学习的主线。在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倡导下,对韩愈＂以文为诗＂不断扬弃,通过艺术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法度＂。     

黑夜，及其深渊的魅惑——翟永明诗歌论

大陆女性诗歌的弄潮儿翟永明,以黑夜意识的性别张扬,引领了“狂放与恣情”的自白体诗歌,而后其作转型为交流的、对话的戏剧体,这为新诗史提供了两类“范式”。她坚持“少就是多”的书写道路,揭示生活中种种光怪陆离的脸谱。其作品冷艳的矜持和端凝的内敛,散透存在经验的幽邃意味,充满令人追索的魅惑。因此,她是少数拥有饱满写作动力又具非同寻常深度的诗人。     

论清代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

清代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一门红妆闺秀也是一个活跃的诗歌群体。其创作题材突破传统闺阁之音,延伸到自然与社会的广袤空间,在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取得新的超越,表现出觉醒的女性意识和关注民生疾苦的厚重思想内涵。其艺术风格既沿袭柔婉纤美传统,又不失清雅韶秀特质,还不时发出沉郁遒劲的变声异调。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的创作,为研究清代女性诗歌的特点和女性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及重要的文本,其文化意义不容忽视。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