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考论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是在宋哲宗元祐初年,朝廷废除了府界提举常平司的背景下,为防范府界提点官大权独揽、侵占常平钱物而设立的.开封府界提刑与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并非"同官而异名".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设立后,主要掌管常平钱物、灾害赈救、刑狱审判、盗贼缉捕等事务.它的设立,有效地分担了府界提点官的负担,加强了对开封府周边地区的治理.其对宋徽宗、宋钦宗朝乃至南宋初京畿路提刑司的复置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北宋京畿地区洪涝的协同治理

北宋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体现着朝廷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能力,在实际运作中既需要君主和朝廷的动员,也仰赖开封府、州县以及治水机构和官员的协作。宋初,由于缺少专职的治水机构和职官,君主通过选派武将、宦官及门官员等亲信来开展治水事务。这种君主授权的近臣治理模式,在政令传达上更便捷,行政效率也更高,但这往往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和权威,因而难以长期持续。自宋真宗朝开始,逐渐走向设官分职的制度化模式,先后有多个机构和职官参与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作为专项事务,洪涝治理的开展依托相应的机构,比较简捷的形式是基于既有的行政区划,将洪涝治理的职责划归相应的行政机构。洪涝灾害一般会超出既有行政区划的边界,宋廷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跨越行政区划的专职机构或差遣官。     

唐代京畿乡村人口数量蠡测

首都长安城内的居民结构与户口数目,是几代唐史学者关注与热烈讨论的话题,通过引入计量史学研究法,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人口数量估算,直观地展示了长安户口辐凑、地狭人稠的社会特质。然而,由于城市容纳力有限,人口、资源的"逸出",作为国家行政中心的长安与郊县紧密连结成为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京畿区域,此区域在聚落形态上囊括城郭与城外乡、里、村。可另辟蹊径,采用乡坊合计的估算方法,对京畿区乡村的人口数量进行估算:发现唐天宝年间京畿乡村的人口总数多达150万,而乡均户数恰符合唐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规定;到元和年间,乡村人口总数有所缩减。     

南宋临安皇家园林中的“西湖冷泉”写仿现象探析

杭州西湖湖山风景是南宋时期临安皇家造园活动的重要源泉,其中的"西湖冷泉"是南宋皇家园林写仿西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献考证、图像分析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南宋临安皇家园林中的西湖冷泉写仿现象的动因、效果及意义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南宋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元和宁路总管府结构及长官考述

和林系元朝故都,大德末年建置路总管府,皇庆初改为和宁路总管府,其官员设置同于内地。由于政治地位特殊,和林管理体制模拟两都,官吏则优秩进用。城内模仿两都,置兵马司掌治安,兼理赋役词讼。和宁路设置,反映元朝对漠北管控的加强,以及传统体制逐渐进入漠北地区。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论清代临安府地区农业地理的演变与空间分异

清代是临安府地区农业史上的变革时期,人口数量、土地垦殖、水利设施、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都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临安府地区农业空间分异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文化的空间差异所致,其中临安府江内地区以不断拓荒、精耕细作的汉地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导;临安府江外地区以世居民族的梯田稻作模式为代表,更注重人地关系的协调。江内平坝众多与江外崇山峻岭的自然地理形态以及不同的人文环境,造成了该地区农业主要构成要素的沿江南北空间差异分布和内部山坝结构差异,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永乐时期环渤海地区的海防

明朝建国前后,倭寇大举入侵中国沿海,环渤海地区成为重灾区,直到永乐时期仍很严重。朱棣迁都北京后,环渤海地区海防地位凸显。为加强京畿海防,他采取各种措施,如敦促地方将士积极防御,派遣舟师巡海,命令海运将士剿倭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尤以望海埚一战影响最大。与此同时,他还在洪武海防建设的基础上,完善海防机构、设施,在渤海内部、地近京畿地区陆续添设了诸多卫所,并设置了海防营和备倭都司、备倭总兵官等,初步建立起区域协同作战体制,对后世海防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宋临安节事经济研究

中国古代旅游只有旅游活动而无旅游产业一直是旅游经济史研究的主流观点。通过对南宋临安相关史料的勾稽，以及对南宋临安开展节事活动的条件、内容和相关管理的探讨，发现南宋临安节事经济活动是在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特定空间下，由政府主导展开的，并初步形成了节事旅游活动的上游和下游市场，在旅游供需之间已经零散出现链状结构。     

南宋“临安”得名略考

南宋都城为何被称为"临安",在现有的史料与学术论著里都尚无答案。笔者认为:"临安"是得名于杭州一带的已有地名,但如仅仅以地名来阐释其得名,就会产生一些令人无法解释的疑问。因此,在另一方面,"临安"又应是得名于高宗所赋予它的政治寓意。而最合理的解释则是,"临安"称谓的由来是已有地名与政治寓意的结合。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南宋临安城内寺监安置探析

南宋政权建立初期,寺监的构成几经变化,经过多次并省、重建,最终在宋孝宗统治初年定型。对南宋政权来说,在临安城内嵌入包括寺监在内的行政机构,是使这座城市从地方都会变为政治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临安城内空间有限,并且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拓展,因此寺监的安置极其不易。因为与其他官用设施、民用建筑在土地资源的获取上存在竞争关系,寺监衙署迁址的频繁程度在帝制时代首屈一指,多与住宅、店铺为邻的空间特性也给寺监的日常运行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南宋寺监安置的曲折过程是临安的都城机能与城市空间相互冲突、彼此调适的缩影。     

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

郭进是宋初守卫北疆的名将 ,以善于用兵 ,从严治军而享誉一时。宋太祖时 ,郭进长期镇守西山一带 ,有力地抗击了北汉、契丹军队的进攻 ,确保了防区的安全 ,因此得到宋太祖的高度评价。宋太宗即位后 ,由于对统军将帅采取了极端猜忌、压制的态度 ,郭进虽仍在守边及北伐战场上屡立战功 ,但最终却被逼自杀。其生平功业及最后结局 ,可谓与家喻户晓的杨业颇为相似     

北宋开封府界提点官考

就北宋开封府界提点官略加分析，并将一代提点列为年表，为宋代文史研究者提供资料。     

《后典丽赋》的编选与传播考论

南宋进士试赋制度较北宋更为长期稳固,与此相关的律赋集的编选在南宋也极为兴盛,然今天大多佚没无闻。《后典丽赋》是南宋律赋选集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乃婺学唐氏学派代表唐仲友所编选。该书选文详今而略古,体现出鲜明的趋时特征。此外,该书刊刻所涉及的贪墨行为,凸现了律赋集编选的牟利动机,因而在选文质量上难与北宋律赋集相比。在这样的律赋范本的指导下,宜乎南宋律赋日渐走向没落。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论宋代文赋

文赋是兴起于唐而成熟于宋的新兴赋体,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赋体的特点,专尚于理而略于辞,有散文之风。文赋作品主要出现在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但两宋存世文赋不足百篇,元明清三代作文赋者更少,因为多数赋家并不认可这种赋体。     

《宋史·乐志》大宴仪系年考辨

大宴仪是宋代礼乐制度的盛典,但《宋史》对大宴仪的时代编排较为混乱,以致后人在引用大宴仪以佐证重大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时产生种种误解,如薛砺若《宋词通论》、刘毓盘《词史》就误把《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当作仁宗朝的仪制,用以阐释宋大曲体制及宋词繁荣的原因.据考证,《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非仁宗朝的实际情况,而是徽宗崇宁二年(1103)以前天宁节(徽宗"圣节")的仪制.但徽宗崇宁二年以前的大宴仪实际仍是由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年间(1076-1085)因改革旧制(如用"小儿队"取代两军妓乐,枢密使等官员及宗室预座诸项制度改革)而创立,并用于神、哲、徽三朝,迄徽宗大观三年(1109)因新大宴仪的出世才罢用.所以,《宋史·乐志》十七所见大宴仪的应用时段,最早不先于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元年,最迟不后于徽宗大观三年.     

宋代御容供奉与玉清昭应宫、京师景灵宫的礼仪问题

宋朝御容供奉自太祖开始,与佛道关系极为密切,实为追荐祈福。到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祭奠御容采用国家礼仪形式,列入国家礼典,但它与原庙性质不同。神宗元丰五年(1082)按照原庙之制,将景灵宫扩建成十一殿,施行朝飨之礼,使景灵宫演变为原庙。宋代供奉过御容的宫观还有太清宫和玉清昭应宫。御容奉安仪式与朝谒仪式不同,奉安仪式采用较多佛道仪式,一般委派大臣主持;而朝谒则少量采用佛道仪式,大多是皇帝亲自祭奠。大中祥符九年(1016)仪制是最初的荐献仪制,相对简单,而徽宗政和时期仪制十分繁杂。宫观中供奉御容用素洁之馔,这与其他国家祭祀礼仪用馔不同。     

南宋理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试析

宋代理学到南宋孝宗、宁宗时期达到极盛 ,但无论从理学道统承传方面还是从社会政治条件方面看 ,孝宗之前的高宗朝实为理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理学由北宋时的民间之学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活跃于高宗朝的程门弟子对二程学说的极力推展是一重要因素。同时 ,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 ,高宗集团选择了主和派的妥协主张 ,并有意识地寻找与这一政策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 ,程系理学正是在这一现实政治需要中得到高宗集团的接纳、支持而逐渐繁荣兴盛起来。到孝宗朝 ,朱熹使理学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 ,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