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从个人偏好到组织公正的转型

随着经营环境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强,“浙商”发展面临着从个人偏好向组织公正转型的重要任务。本文结合“浙商”经营环境,描述了“浙商”组织公正建设对企业内部信任建立、人员管理效能提高、劳资关系和谐等的意义,认为组织公正建设是“浙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最后,通过对组织公正内涵的分析,提出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和互动公正为“浙商”组织公正的关键要素,讨论了组织公正研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和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经济之旅,“浙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和一个商人群体,存在和需要经历一种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浙商”起始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而目标是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商业群体。“浙商”的“个众”人文特性既依存又丰富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促使“世界之中国”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塑造“世界之中国”和“主流之浙商”一致的主体结构。“浙商”要实现“主流之浙商”的目标,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核心和关键是循着和超越自然历史发展。     

浙商在甘肃发展的动因及其可持续性分析

浙商在甘肃已经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企业户数、投资规模、项目数均在逐年增长,对甘肃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浙商在甘肃的发展既是产业梯度转移的作用,也与浙商的创业精神、甘肃地方政府的支持直接相关.促进浙商在甘肃持续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浙商竞争力的解析与提升

浙商竞争力有其构成要素、作用机理和表现形式,目前浙商竞争力既有优势又存在问题;浙商竞争力提升的成效取决于浙商是否选择提升竞争力的行为,这一选择又取决于市场环境和浙商对市场信息的解读;因此,提升浙商竞争力必须改善市场环境和提高浙商素质,构建提升浙商竞争力的动力机制.     

论浙商的两种传统

本文认为,近现代浙商与当代浙商是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和金融业密不可分,依赖资本运作和经理人制度,并且与买办经济关系紧密.而当代的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则源于另一种民间商业传统,由手艺人行营天下而逐渐做大,家庭特征明显.但是近现代浙商的文化精神当中,小商品艺工传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当代浙商的发展轨迹又逐渐向大商业传统靠拢.正是两种模式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浙商的发展历史与现有形态.     

新时期地方政府在管理经济中的地位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决策者”、“服务者”和“协调者”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新时期管理经济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战略，引导地方经济有序发展；营造环境，增强地方经济竞争力；主导招商，推动地方经济跨越发展；维护秩序，保障地方经济健康发展；保护生态，实现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浙商转型"研讨会观点综述

浙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的商业群体,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国际影响,已经广受瞩目。浙商的兴起与发展历经工业化与小康社会建设等历史阶段,目前正步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国内竞争环境快速变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等背景下,浙商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种矛盾也逐渐突显,成为浙商进一步提升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历史性的门槛,浙商发展面临着全面转型与提升。在这一背景下,由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主办,浙商研究会与《管理世界》杂志社等机构协办的“浙商转…     

从混沌理论认识互联网群体传播特性

混沌理论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它应用整体、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研究复杂非线性系统的秩序与规则.互联网群体传播就是一种混沌系统,具有非线性秩序、自相似性、自组织性和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等主要特征.在互联网群体传播中,混沌而不是混乱成为主导秩序;反馈与迭代机制,是网络传播中充满重复与自相似的主要原因;自组织性是混沌系统的特有秩序,在互联网群体传播中,它常以“围观”和景观两种方式展现出来;互联网群体传播中,作为个体是微弱无力的,但作为整体通过蝴蝶效应所展示出来的“微力量”则是惊人的.     

论当代浙商精神的科学内涵

人类精神的发展总是因民族、国家和地域差异,而表现出强韧的稳定性和文化多元性.浙江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浙商精神既传承与沿袭了优秀传统基因,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久弥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本文用史、论、实结合的方法从浙商精神历史文化基因、浙江精神的时代展现、当代浙商精神的现实内容以及浙商精神与浙江文化、浙江精神的内在统一性角度,从整体上揭示了浙商精神的时代特征、科学内涵和演进线索,展望了浙商精神在浙江转型升级、科学发展中的强大精神力量.     

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的内涵解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投入少、资源稀缺的浙江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不少奇迹.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进行探讨十分必要.分析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的内在理路和内涵表现,对浙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辽宁省发展商会经济的思路和对策——以辽宁省浙江商会为例

随着辽宁省经济的飞速发展,以辽宁省浙江商会为代表的商会组织越来越成为加快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一支重要的力量。针对商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正确引导、协调到位、政策扶持、规范建设等发展建议。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温州商会的兴起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海、苏州、天津等大城市商会,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乡村集镇基层商会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直隶商会为个案,透视在直隶乡村小农经济变迁中,直隶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冀州帮”与保定近代商业

近代以降,冀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愈来愈多,从地域来看,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和保定。保定的冀州商人主要经营布线业,在商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身传统,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保定商业的发展。     

浙江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

随着浙江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全省资源要素制约和环境承载压力逐步增强,发展的质量、结构和效率问题日益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务之急。由于支撑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源于民营经济,作者分析了民营企业现状,建议浙江民营企业审时度势,努力走集约型发展之路。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服务业在浙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战略地位

当前浙江经济已经进入了平稳增长阶段.浙江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面临许多挑战.本文从分析浙江产业结构特征出发,认为浙江正在逐步走向"服务经济时代",发展服务业对浙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服务业有助于浙江在工业化后期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有助于浙江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有助于提升浙江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有助于浙江解决就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浙江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主要特点和创新经验

本文以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提升提速发展为主线 ,比较深刻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中共十五大以来浙江个私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主要特点 ;回顾总结了浙江发展个私经济的创新经验。这对推动个私经济持续发展 ,促进浙江经济建设 ,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