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语言与生存——福柯生存美学的一个视角

福柯一生主要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对于主体进行解构。虽然在不同时期,福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对于主体、话语与权力的批判和解构却始终贯彻其间。福柯希望通过对语言的批判和解构,来揭示那一切的＂沉默＂;希望通过对于＂异质空间＂的开拓,来凸显人之生存的差异、自由和超越。所以,空间和语言就是福柯从事主体解构工作的路径——当然,它们也是福柯新的主体（或＂自我＂）建构的方式和途径。因此,对于福柯而言,基于空间和语言的拓展与延宕,＂自我＂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和创造,而这也是福柯整个生存美学的核心理念。     

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悖论:福柯的“陷阱”与德里达的“替补”

后现代主义在主体理论(即人学)上面临着悖论,就是主体的自由既受各种外部权力的压制,同时又依赖于他们。福柯最初关注"非理性"与"受压制者",但德里达发现,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对它们的完美阐述。于是福柯转而研究了阐述者和接受者——主体——被建构的历史,以谱系学的视角观察主体及其知识被权力建构的过程,以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受压制者"是怎样被权力排除掉的。然而主体似乎没有了出路,身处权力之中使它在"存在"和"言说"两方面都不可能,这就是福柯终身面临的陷阱,也是后现代主义面临的悖论。因此,福柯在晚年又一次转向,试图从古希腊寻找一种个人修身和生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通向某种权力强制;而德里达的思想继续充当了批评者的角色,从语言的层面批判理性对替补物的宰制。     

越界、外部与反抗——福柯的文学批评与生存美学

福柯文学批评中的越界体验和外部思想不只是一种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展示哲学异议和权力反抗的生存美学。文学通常被认为是福柯相对独立的早期研究主题并被普遍忽视，但这些文学研究事实上与他后期思想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越界体验和外部思想不仅展示了一种反主体的哲学态度，也包含着反抗现代权力规范的现实动机，既是一个关于语言和作者的文学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于主体与反抗的生存美学问题。     

论“主体”的合理化形式——福柯、法兰克福学派与法国科学史学派

福柯在其后期的访谈和文章中不断说到自己一生的研究主题是主体,而权力关系、真理游戏等都是用来分析主体的有效策略。但福柯的主体研究既不是建构主体,也不是解构主体,而是在批判性反思的意义上询问主体的代价,考察主体之为“主体”的合理化历史形式。这一点使得福柯在与法兰克福学派遭遇之后觉得,尽管自己是从权力和事件化（événementialisation）等方式介入主体批判的,但自己的研究以及法国的科学史批判传统与该学派对启蒙理性“主体”的批判工作是相似的。文章意在从主体的角度说明福柯对自己著作的定位、福柯与法国科学史批判学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     

主体是如何被解构的——重读福柯

福柯解构主体的原因在于他将主体看作现代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考古学提供了解构主体的认识论基础,谱系学提供了解构主体的方法论工具.对主体观念的解构,表明了主体观念是历史性建构起来,并且正在消解.对主体实践的解构,指出了现代人被主体、权力所奴役的历史性境遇,并提出了解放方案.福柯对解构主体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主体.     

后现代知识权力理论反思——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到福柯的“话语权力”

尼采是在信仰领域,对"真理""上帝"等资本主义制度所编织的一套话语系统的合法性大胆地提出了质疑,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正是对前者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福柯通过对"话语"的谱系学考察发现,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福柯对于话语权力的分析是通过他对"知识史"的考古式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把知识还原为话语。福柯通过对话语的梳理,将知识与权力离析,从而发现当今文明社会中所谓的"文明""科学"不过是权力的另一种表现而已,人的"主体"并没有能动性,而是在各种权力网中"被构成"。     

论福柯的原创性

福柯打破启蒙运动的神话,本着批判性质询的品格,对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发现现代社会乃是一个以管制和控制为唯一目标"规训"的社会,规训的结果是产生服从社会规范、熟练而又驯服的肉体,这种"驯服"是通过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实现的;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又喊出另一惊世骇俗之语:"主体"消失了,"人"已死亡了。这一系列极富原创性的思考均与福柯对考古学与谱系学研究方式与方法的成熟运用密切相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福柯从未与现实生活达成和解,他对疯癫与文明的考察和对现代传媒的批判充分表明了他对现存世界的永不停息的批判。     

福柯的文学生命政治学

20世纪60年代福柯以文学活动而著称,他的不少概念都被文学理论家们不断挪用,并构成当代文学理论及批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福柯的文学理论思想究竟是什么却是福柯研究面临的一个基本难题。70年代以后福柯向权力话语的转变,尤其是生命政治概念的提出,并逐渐用来取代他之前阐释文学的主要概念,从而不断形成了生命政治的文学本体论。文学的生命政治学的提出使福柯抛弃了文学的真理机制而过渡到另一种更为基础的介入现实的文学方法论,同时也敞开了一个文学表述的法外空间和可供亵渎的例外状态,使得一切非理性、界限经验和声名狼藉者在其中都获得了话语正当性。     

话语实践与激进政治：从福柯到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实践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和话语实践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他们继承了福柯关于话语的"离散中的规则"的思想,反对话语的任何先验的或经验的统一性,认为话语实践就是在一个散布的差异空间中的"接合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又批判了福柯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只是话语内部的区分,整个社会生活就是一个话语空间.如果说福柯在话语实践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二重性的话,即话语反对权力又与权力合谋,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明确地将话语实践与激进的多元民主结合起来,重新为丧失活力的欧洲左翼找到了革命的使命,尽管是以不确定性为代价.     

"康复意味着自我毁灭":论《重生》中的规训与反抗

小说《重生》中存在一个"康复"与"毁灭"的悖论:患病军人一旦康复就被送回制造创伤和死亡的战场.以福柯权力理论观之,可以发现这一悖论蕴含规训与反抗两个相反的权力维度:从规训角度看,空间权力规训塑造了患病军人驯顺的肉体,男性气质规训建构了他们臣服的主体,因此在战时英国社会的监狱式规训下,他们无处可逃,只能重返战场,接受"毁灭";从反抗角度看,萨松与军方当局展开三次话语权博弈,最终以个人的慷慨赴死解构规训权力,同时激起帝国体制服务者对体制与战争的反思,在大英帝国行将就木之际留下民族日后重生的火种.     

福柯对现代人的解构

福柯以独特的方式对现代人的基本形象进行了经验描述,并认为现代人是"把人变成主体"的产物,"把人变成主体"过程实际是知识-权力建构现代人的过程。知识-权力对现代人的改造非常严厉,可以认为这种改造是一种全面的奴役。福柯的批判揭露现代西方文明泯灭差异性、用普遍性凌驾一切的本质,但也存在着片面性。     

福柯“公共性”之辩

围绕公共性这一话题,学界大多在开放而非封闭、权利与责任、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等启蒙与反思体系之中展开。而对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福柯来说,公共性的话语不是体现在“公共性”的思辨体系上,而是隐含于保卫社会及其旨趣之中。在福柯的研究视域里,社会由公众、知识、权力、现代性意义的启蒙及相关社会事实构成。这种结构的本质即为具有开放、联结、互动、批判等属性的公共性。知识之公共性、权力之公共性以及启蒙之公共性即为福柯社会学视域中公共性及其关怀对象。就归属主体来说,公共性属于社会公众。就知识社会学视域的公共性而言,已有的知识需要反省;未开启或有意回避的研究对象需要纳入;构成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支撑点的权力需要重新检讨;而极具理性意义的启蒙也需要反思与批判。福柯独具匠心地提出,“被屈服的知识”应该进行一场知识翻转,沿此路径,公共性的关切对象应超越专断与狭隘,这即为保卫社会公共性的关键。      

尼采与福柯的身体观之比较

尼采作为后现代身体反叛的开端,他把身体从沉重的灵魂中解放出来。承接尼采的思想,福柯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尼采的身体观。尼采使用谱系学方法主要分析了道德的起源问题,福柯运用此方法,以身体为参照,重新梳理了有关人的历史;尼采把权力界定为身体的内部支配力,而福柯则忽视了这种源自身体本身的能量,更多关注外部权力对身体的影响;与福柯一系列"反常"的身体体验不同,尼采的身体则缺乏实际行动,更多"形而上学"意味。     

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现代化的批判：以福柯为例

首先介绍了后现代社会理论及其对现代性 /现代化的批判的概况,然后着重讨论了后现代社会理论的重要代表——福柯颠覆理性(真理)、解构主体的批判路径。     

论福柯美学思想的主体观念

不同于传统的主体论,福柯坚持彻底地消除理性主体的立场。他紧紧抓住近代美学将审美主体外位化的弊端,认定康德美学的审美主体背后是知识——权力的运作,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共生的关系;根本没有实在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的审美主体,所谓审美主体只是由理性构造出来的形而上学的作者主体的代名词。他通过对权力构造审美主体这一秘密的揭示,来解构理性主义预设的作者主体,解放自我的开放性、非理性、异质多样性和多元性。这就味着福柯美学对＂主体＂这一近代以来所建构的形而上的概念的消解。     

如果福柯理论也是权力的体现——论批判的可能性与性质

当福柯宣称"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力的体现"时,他并未有自打嘴巴。就算他自己的观点也是权力的体现,批判仍是可能的,因为偏见——即体现权力的知识——是可以区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在"真理"的存在已经备受怀疑的后形而上学的时代,批判只能属于系谱式批判。用偏见去挑战偏见,让我们走出偏见,摆脱来自偏见的支配。批判的基础在于哪一个偏见更有用。当然,有用的偏见仍然是偏见,不是真理。我们不能期望批判能带来一步到位的社会改造。     

如果福柯理论也是权力的体现——论批判的可能性与性质

当福柯宣称"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力的体现"时,他并未有自打嘴巴。就算他自己的观点也是权力的体现,批判仍是可能的,因为偏见——即体现权力的知识——是可以区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在"真理"的存在已经备受怀疑的后形而上学的时代,批判只能属于系谱式批判。用偏见去挑战偏见,让我们走出偏见,摆脱来自偏见的支配。批判的基础在于哪一个偏见更有用。当然,有用的偏见仍然是偏见,不是真理。我们不能期望批判能带来一步到位的社会改造。     

"人之死"的路径与归宿:福柯与庄子的比较

"人死了"是福柯的重要命题,而庄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二者并不完全对应,福柯的涵又是"主体性"的瓦解,庄子的重点是人的"自然性"的扭曲.但他们批判的目标是一致的"人"被制造和规训.而使人异化的力量,对福柯来说,是权力/知识,对庄子来说,是有为/礼教.这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福柯与庄子都鼓励从中脱逃,变成自由的个体.但福柯的个体是无主的欲望,庄子的个体却回归了自然.     

福柯的权力观

福柯的权力思想十分独特。他批判性地分析了各种权力理论 ,从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场上 ,采取了片断性、非连续性、多样性的方式 ,相对主义地解释了权力问题。他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网络、场 ,认为权力是无主体的、非中心化的 ,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多元性 ,并用微观的权力学解构传统上以统治权力为核心的宏观权力学。通过规训性权力的概念 ,福柯建立起一种权力技术学的类型 ,描述了现代社会是如何通过监视、检查、管理等规范化手段实施对人的支配和控制的     

左翼文学的解构

不少学者认为左翼文学曾经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它早就已经被解构了,而这种解构正是从延安文艺时代就开始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为延安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是冲突的。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批判性遭到削弱,歌颂工农兵成为主流,左翼文学的精神遭到改写。同时,作家的主体意识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而且,左翼文学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被解构。正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左翼文学融于工农兵文艺的大潮,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