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网络公共领域的法律舆论：意义与限度——以“微博上的小河案”为例

网络公共领域既非“乌托邦”亦非“敌托邦”，而是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微博上的小河案”表明，网络公共领域基于独特的技术设置，自主生产了案件的重大意义，使之独立于主流媒体广泛传播。然而，网络公共领域与法律系统的观察范式截然不同；塑造网络法律舆论的不是法律因素，而是大众传媒和意识形态因素，归根结底是互联网系统的结构。就法治发展而言，网络法律舆论有益于保障法律系统的封闭运作，但也容易消解法律逻辑和化约法律问题，甚至加剧法律共同体的内部分裂，迫使司法子系统寻求权力的庇护。     

公共领域的时代取向及其公民文化孕育功能

尽管理论家一直对公共领域赋予较高的民主法治寄托,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公共领域却出现了"重新封建化"而陷入危机.而当今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则促动了公共领域的复兴,担负起抗拒政治原则的泛化、抵御经济力量的侵蚀、塑造公民性品格等重要使命,并呈现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双向延展、与政治体系的互渗和共振、非理性的放大效应等发展取向,因而在合法性供给、权利保障和民主监督、观念传播与整合等过程中,就赋有了一定的公民文化孕育功能,进而成为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     

找回政治——试析波齐的国家理论

波齐在其代表作《国家》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即“政治权力的异化”.为解决该难题,波齐首先回顾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功之道,指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现代国家完成“向上集权”与“驯化权力”的关键.而当代西方国家,由于官僚政治的泛滥、政党代议功能的削弱,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去政治化”,严重破坏了“公共领域”,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脱节、国家向前现代化状态倒退,产生西方国家危机.为扭转颓势,必须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和公开政治过程,重建公共领域,找回政治.     

市民社会的演变及基本理念

西方“市民社会”在历史上先后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三种形态的演变。这一演变始终是与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以及通过这种划分对自由的永恒追求分不开的。它构成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之一。这一理念也是现代西方社会自由、民主、法治的真谛。     

市场经济与政府规范--略论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行政效率 ?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特别要指出的是 ,本文指出“有限政府”并不是主张无限制地削弱政府权力 ,而是要正确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政府首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 ;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不计成本 ,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普遍的社会领域和通行的私人领域之中。这不只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行政权力在这些领域中的扩张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的滥用 ,最终从根本上侵蚀行政权威的基础———法治。而失去法治的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增加反过来则会使政府能力从根本上得到削弱。一个“有限的政府”才能成为“有效的政府” ,从而成为有权威的政府 ,因为它的基础在于法治 ,效率和权威是靠法治来保障的。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基本观点。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公共舆论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政治信仰中走出来,进入了民主法治化时代的公共舆论之中。公共舆论不仅是重要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力量,提供了制度运行的价值基础,也搭建了民主参与和对话协商的公共平台,促进了多元和谐和社会稳定,并拓展了民主法治信念的传播途径。从而为法治秩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必须加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司法保障,促进公共舆论功能的充分发挥,推进民主法治进程和和谐社会的建立。     

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以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批判为例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型缺乏女性视角,被批判为“性别盲点”。因此,女性主义者们试图建立包容女性的“女性公共领域”,南希.弗雷泽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基础做出了批判,试图通过公共领域的多元化来建立女性公共领域。但其理论却摇摆在包括平等在内的启蒙价值和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她所提出的女性公共领域也因此自我挫败,难以成立。     

占道模型:侵占公共利益的原因分析

对于目前各种公共利益和资源的侵占行为分析其原因是十分必要的。从常见的占道模型中,我们会找到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存在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这些原因主要有:公共利益事实上的产权模糊或不明晰,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其控制的公共利益管理不善甚至监督不力、责任不清、责任被淡化,我国民众整体的法律意识水平不高甚至个别人法治观念淡薄,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利益供应不足等。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蕴涵的法治精神——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比较的思考

抑制政府专断的权力,在宪法之下给予个人权利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是法治的核心理念和灵魂。《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主流话语背景下出台的,它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警察权力,规范公共权力的合理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力图实现维护公共利益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在立法价值上蕴涵着现代法治的精神,体现了对法治国家的追求和维护。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论民法上的公共政策——兼论民法规范配置的政策导向

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准则,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性概念。公共政策与公序良俗的核心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公共政策的外延要比公序良俗广。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公共政策类型化研究极为必要。为了贯彻和体现民法中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民法设置了不同的规范类型。公共政策的关键要点在于,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都是"有旨向的"。     

公众刑事法律心理的错位及矫治

公众刑事法律心理,是社会公众对刑事法律制度的设立及实施状况的心理认可,是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的社会基础.当前的公众刑事法律心理存在某些错位,需要对其进行矫治,以逐步培育出一个与社会主义现代刑事法律制度相适应、合乎法治文明要求和时代潮流的公众刑事法律心理.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舆论意识与舆论影响能力

舆论意识已经是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和基本支撑。没有对于新闻舆论影响的掌控能力,很难完成政治运作。把握人心与意愿是执政能力的体现重点。执政实践最终集中体现于实现执政党的意志与选择。贯穿历史与现实、解读执政方式与重点转换的钥匙,即如何处理与公众有关的信息——从控制信息传播渠道与范围,到在信息全球流动背景下努力在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多种信息渠道中传播体现自己意愿的信息,实现信息强势,从而既影响新闻舆论场,又通过新闻舆论影响人们的口头舆论场与各群体内部舆论场。这样的转换,亦即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执政方式与重点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执政能力基本构成的舆论影响能力,可以视为从历史与现实、战略与对策视角认识执政规律和政治文化的切入点与着力点。     

在社会民性中理性的审视和践行司法——兼论法学实践教育观的转向

司法作为调处社会矛盾必不可少的方式,法治环境为其大彰其道提供了现实背景与生存土壤。司法不能是单极化的权力张扬,其背后蕴藏着社会民性的内涵与价值追求。在法治运行轨道上的司法,作为世俗社会的调处机制,必须走出司法神秘主义的迷雾,通过民性力量的介入来强化司法尊严。司法权力与司法独立不是排斥社会民性的屏障,以化解社会矛盾为出发点进行的民生司法,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根本之道。而且,民性司法要求当前的法学教育不能偏离实践教育,需要从传统的理论知识传授向理论素养与实务技能的转向。     

法治语境下的公安调解

公安机关调解了大量的社会纠纷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符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服务社会的法定职能,也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一种纠纷解决形式,公安调解协议的实质是当事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处分,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动力

法治是制约公共权力最有效的手段,这是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执政党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灾难的原因进行反思后得出的结论。公共权力法治化的动因包括历史发展的潮流、执政党的倡导和政府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观念的变迁,但主要动力是党和政府的推动。单一的政府推进型法治带有天然的局限性,但政府推进型法治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和谐社会与公共舆论自由独立精神之辩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调适与共生,在平衡中促进社会有机体的稳步发展。它要求全社会公共舆论的争鸣与对话,而不是一种声音。公共舆论的适度自由与相对独立的精神品格,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现阶段发挥公共舆论的引导、监督、批判、警示的功能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