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

近代国语运动以民众教育普及化为其初始目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历来地域方言隔阂甚重，时人也认为民众之间因言语不通而互不团结，无益于国家强大。职是之故，推行国语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近代国语建构和推广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统一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如何认识、处理代表“国家”的国语和代表“地方”的方言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精英在语文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清末民初"国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述论

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和中—西语言改革的对比视角中,从传统的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转换成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现代语言建设思想,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国语教育也成为消弭地域主义,加强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工具,这种语言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     

文化使命与方言的浮沉——现代民族共同语建构之普遍性与地方性关系变奏

共同语与方言的结构性冲突贯穿中国百年语言运动的始终：方言的“发现”和“浮沉”,既受共同语建设需求的制约,又与当时语言运动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有关.清末,文改人士以“欧西诸国”为法,以为统一语言不仅可以增强凝聚力,还可以帮助“大清”重新“统一天下”;五四时期,方言的价值被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同时相中,人们认识到,自由活泼丰富的国语,必须要民众活的语言——方言做材料;三十年代大众语讨论时期,语言地方性和普遍性具体表现为土语（及其记录形式拉丁化）与普通话的关系,土话变为普通话可以用“发展、充实、转化”六个字来概括;抗战时期对方言土语问题的探讨主要是结合文艺实践进行的.方言问题获得再次讨论的契机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所未能解决的语言与大众结合问题的教训、文艺大众化的需要以及抗战的现实需要.建国之初,国家的统一对语言文字提出了更高要求,方言土语的存废成了语文改革的焦点.语言统一不仅担负文化统一的重任,担负凝聚国家认同的职责,还负有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职责.在新的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方言成为民族共同语吸收和同化的对象.     

清末民初语言变革中的国家意识

在清末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保守派和激进派,前者坚持继续使用文言,后者则主张废除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或者至少是废除文言而使用白话。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中也有被人们忽视的共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维系一个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正是语言变革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使得＂国语＂成为民国初年对立各方基本都能接受（达成妥协）的一种语言改革方案,并酿成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中＂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合流,使得＂国语＂被普遍接受并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打折”的统一：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     

“国语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文艺大众化是1930年代我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与肇始于清末的"国语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观念以及陈望道等人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追求"国音统一""言文一致"的语言学革命,它更是一场漫长的文学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国语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嬗变的一百年。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挑战及回应:全球化的视野

作为公民理论的最新发展,公民文亿权利的保障已经成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讲,原先作为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有机统一的共同体存在的少数民族,就逐渐发展为主要作为特定文化形态共同体存在的少数民族,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就显得非常突出.而在全球亿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所以,国家要通过文亿扶贫、文化建设、文化管理等措施来尊重和保证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从而使中国在实现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达到统一性与多元性的有机统一.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一、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二、对汉语的全面反思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三、“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现代中国新语文运动的强国叙事

“新语文”运动是指晚清以来对传统语文进行简化、俗化及拼音化处理的系列改造活动。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文字改革与救亡叙事相交织，“言文一致”与强国逻辑相伴随，新语文承载了语文建设之外更多的压力与负荷，因而表现出工具主义、拼音主义及世界主义等文化偏至。新语文是现代民族国家成立的必要条件，以追求便利化、通俗化、大众化为己任的近代语文运动，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伟大工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汉字简化、拉丁拼音、汉语统一等方案的陆续推出，是对百年文改成果兼收并蓄、扬长避短的总结，它宣告了新的民族共同语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