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关内道的争夺与中晚唐边塞诗的转变

唐蕃关系是唐朝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密切交往与频繁战争相交织。就唐蕃战争而言,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吐蕃以河湟为根基对河西、陇右、西域等地区展开重点争夺,双方互有胜负。初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中对唐蕃之间的争夺有大量书写,诗歌慷慨激昂。后期安史之乱爆发,吐蕃趁机不断东进,将争夺的前沿阵地转移到关内道,直接威胁长安,这一事件对中晚唐边塞诗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将书写的重点转到关内道,而且由此造成的疆域逼仄感与诗歌中的衰飒之气非常明显,诗人开始思考唐代的边政等重大政治军事问题,同时关注个体遭遇,使唐代的边塞诗在内容与风格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

吐蕃从唐初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 ,伴随着军事的扩张而开始了其迁徙活动。甘、青地区是吐蕃的重要迁入区 ,吐蕃的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 ,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     

唐朝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

吐蕃从唐初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伴随着军事的扩张而开始了其迁徙活动.甘、青地区是吐蕃的重要迁入区,吐蕃的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     

从姓名特征看归义军时期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民众依然散布于河陇地区;敦煌文献载大量有关吐蕃民众的信息资料,通过对归义军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吐蕃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吐蕃民众及其后裔的姓名信息与民族融合、职业特征、佛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再现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的缩影.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

本文通过对敦煌石窟、特别是莫高窟属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的考察研究 ,指出这一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的特殊性 ,如有供养人画像的减少、东壁门上首次出现供养人、吐蕃装男供养人与唐装女供养人共存、僧人多于俗人、供养人画像题记之简略化等新特点与新现象 ,并作了详细分析。文中也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维摩诘经变》中出现的“吐蕃赞普礼佛图”作了探讨     

唐蕃文化交流对吐蕃体育的影响

文章通过汉藏文献史料和古代壁画中的体育图像,以吐蕃马球、围棋、杂技百戏等为例,探讨了唐蕃文化交流对吐蕃体育的影响。并指出这与当时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论吐蕃攻陷凉州及其对灵州、庭州的争夺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河陇精兵东调平叛，吐蕃伺机向唐发动军事进攻，由此拉开了唐蕃边境之争的序幕。据两唐书《吐蕃传》及《通鉴》中有关吐蕃犯颜寇边的史实，我们不难发现，安史乱后吐蕃侵唐的主要目标和方向大体有三：     

“吐蕃别馆”正名考

学界目前对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馆驿“吐蕃别馆”之地理位置基本确定,但对其确切名称尚未深入探究。通过对比解读吕温不同版本出使吐蕃期间的诗文,辨析唐蕃古道赤岭西南道诸驿词汇之特点、考察唐使入蕃事件中关于“列驿”之记载,以及探讨吕温诗作之内在思理等,可以确定“吐蕃别馆”本名为“吐蕃列馆”,即唐蕃古道之“列驿”,而吕温诗文中的“吐蕃别馆”实为“吐蕃列馆”之讹误。     

唐蕃之间的书函往来、对话与沟通

唐蕃关系是唐朝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民族政权关系史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它不仅直接影响吐蕃王朝自身的兴衰,而且也影响唐朝历史的发展轨迹,并对中国西部、西南部地区民族格局的形成以及元朝吐蕃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依据藏汉历史文献,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对话、沟通及联系渠道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吐蕃赞普与唐朝皇帝之间的书信往还及其主要议题,唐朝皇帝与金城公主的往来书信,唐朝皇帝与吐蕃宰臣将军书,唐蕃宰臣及统军将领之间的书函对话内容,双方使者的主要使命等进行分析,对唐蕃双方的对话、沟通与唐蕃关系的发展予以考察,从而揭示唐蕃关系演变发展的丰富内容。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吐谷浑在唐蕃关系中的枢纽地位

吐谷浑问题,一直是唐蕃关系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它既是唐蕃前期文化交流的中介国,又是唐蕃中期战争的策源地。吐谷浑故地——青海的归属问题,可以说是唐蕃关系态势运转的轴心,也是影响当时中西交通状况的重要因素。其次,在吐蕃王朝前身的附(蕃)国时期,吐谷浑文化对吐蕃王朝的崛起,给予了积极的影响和扶助。因此,研究唐蕃关系史时,首先得从吐谷浑问题入手。这样,方能寻找到牵动唐蕃关系变化的真正线索。     

论吐蕃时期藏汉语接触的途径

说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的接触会导致语言接触.七世纪前期,吐蕃与唐朝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逐渐增多,藏汉族接触愈加频繁.作为藏汉民族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藏汉语在吐蕃与唐朝的交往中发生了接触.根据藏汉历史文献,吐蕃时期的藏汉语接触的途径主要有吐蕃与唐朝的外交活动、文化交流、人口迁徙和民族杂居等.藏汉接触在唐蕃频繁的交往中使得两种语言得以有效的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唐蕃之间的各种交流,推动了藏汉民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吐蕃本部地方行政机构和职官考——tshan-bcu、mi-sde、yul-sde、yul-gru、yul-dpon

政治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吐蕃史研究的焦点之一,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吐蕃行政制度和军事建制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学术界着力对《唐蕃会盟碑》,《两唐书·<吐蕃传>》,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87、1286,以及《贤者喜宴》等一系列反映吐蕃时期及敦煌统治区内政治、军事建制的可靠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考证,涌     

唐代版的雪域高原“天路” 唐蕃古道管见

<正>西藏与中原地区之间虽然很早就有往来交流，但两地大规模、持续性和组织化的交流互动，直到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后才得以深入展开。这条由唐蕃双方共同经营、沟通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与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的官方道路系统，就是唐蕃古道。它的开创对历史影响之大，可谓唐代版的雪域高原“天路”。从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材料来看，唐蕃古道应该是由主线、辅线和众多支线组成的路网。它不仅是唐蕃之间的交通路线，也是沿途各区域的交流通道，     

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

史籍所载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之事，是古代汉藏民族间文化交往关系的生动记录。本文运用多种汉藏文史料对求图之事的几个方面进行了考证，认为：一，唐代以文殊信仰为核心的五台山崇拜的日益兴盛，使佛教圣物《五台山图》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二，唐蕃间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使五台山崇拜传入吐蕃：三，吐蕃占据敦煌和唐蕃“长庆会盟”，使蕃使取道灵武求取《五台山图》成为可能，而敦煌壁画中所存的四幅吐蕃时期的《五台山图》，在形式、内容、风格上与《古清凉传》中所载的“小帐”渊源相联；四，作为汉藏两地共同信仰的五台山佛教，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多方考证，力图阐明求图一事的前因后果，以促进唐蕃关系的研究。     

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从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随着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经翻译进行了概述和探讨.     

略考唐蕃神龙会盟之历史背景

文章略考7世纪中至8世纪初，唐蕃双方所共同经历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外姓专权，以及双方在西域、河源地区所展开的军事争夺；同时略考唐朝与吐蕃内部各自出现的权力争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双方实现了第一次会盟，史称“神龙会盟”，从此唐蕃关系步入新的历史纪元。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

本文依据敦煌文书及蕃汉传统史籍，对吐蕃敦煌（沙州）部落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吐蕃沙州部落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敦煌乡、里制相结合，在敦煌设置的部落、将组织，是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吐蕃敦煌部落分为军事部落、民部落、准军事部落三种类型，其长官均称为部落使、部落大使。部落使是吐蕃沙州军政机构的重要长官，其职略同于唐代乡官，负责部落一级政务。部落使之诸僚属负责部落内部事务。吐蕃部落组织还影响到了沙州归义军政权时期的部落组织的设置     

吐蕃赞普后裔在门隅的繁衍与承袭

文章根据藏文古籍《门隅明灯》的相关记载,梳理了吐蕃赞普后裔在门隅的繁衍与承袭。门隅本为吐蕃属地,吐蕃末年王子藏玛被流放至此,其后裔在当地被尊为王,逐渐形成了弥森巴王和康巴王等两个王系,一直以来统治着广大的门隅(含珠隅)地区。赞普后裔在门隅的统治,使吐蕃文明传播到门隅各个角落,也奠定了门隅的历史、法律地位,这是所有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者都无法改变的。     

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

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是元朝在藏区设立的三大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一,治所在河州。对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学术界至今尚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实际上是由这样几部分组成:一是"掌军民之务"的宣慰司系统,如总管府以及总管府下辖的各州、县,这一系统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二是都元帅府所属的军事系统,如元帅府等;三是吐蕃等处宣慰司兼管的万户府等。四是招讨使司系统。二、三、四系统均以军事管理为主。五是管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宗教机构,但这一系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中。一些论著中之所以未能理清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理体系,其原因就在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与都元帅府两大系统都兼有一定的军政管理职能,也都管辖着相应的行政与军事机构,只是吐蕃等处宣慰司更侧重于行政管理,而都元帅府则偏重于军事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