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张涛东汉末年，反映官方意志的今文经学日趋衰微，今古文经学逐渐融合、统一。郑玄兼通今古，遍注群经，在实践上基本完成了这一学术发展过程。而在理论上最早提出平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乃是略晚于郑玄的荀悦。荀悦（公元１４８...     

学与术：两汉经学演进历程的一个视角

两汉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有齐学、鲁学之争 ,今古文之争 ,还有谶纬之学与经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视角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认为学术虽有自己的内在理路 ,但总的来说 ,是学随术转。     

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之争对今文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今古文之争之前的西汉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学逐渐盛行;重在阐释经文的义理,有随意发挥的意味;重在通经致用,多与现实相联系而不重视史实的考证.今古文之争使今文经学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说经章句由繁琐向着简略回归,由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视史实转变,在古文经学条例化的影响下今文经学也逐渐条例化.     

钱穆《国学概论》一书"今文"、"古文"观质疑

经学研究是钱穆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经学的今古文问题.理清钱氏的今古文现对我们全面理解他的经学观是必要的.《国学概论》是钱氏早期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今敢就钱氏《国学概论》中所涉"今文"、"古文"概念之运用提一商榷.钱氏今古文观之误莫不在于固守先秦诸子晚出今文之论;《概论》之弊,要不出"泛化"亦即混淆今古文之争者.究其原委,思想渊源系出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社会性质之认识,即先秦时"文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①此说虽新意可喜,然不切历史事实之真相也.     

龚自珍对经学纷争的评议

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优劣长短之争,是晚清经学面临的重要课题.龚自珍对此经学纷争,既反对汉学与宋学之分,又持今、古文经学同源说,并主张汉学宋学、今古文经学无偏废,兼采并收.所以,说龚自珍的经学乃今文经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分门户,兼采汉宋、古今文经学,实事求是,才是龚自珍的经学根本,而这与乾嘉汉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影响

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西汉后期,经学家们舌辩笔战直至东汉灭亡。这一斗争,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天回顾这一争辩也是大有裨益的。     

人文化育经典常新——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8月27日至30日,“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七个议题。(一)关于经学史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的《从〈白虎通义〉有关“孝”的解释看皇权观念在经学研究中的渗透》,以《白虎通义》为出发点,考察了古代孝、皇权与经学研究的关系,对历来有关《白虎通义》一书性质的说法作了检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杨天宇教授的《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条列了汉代古文经学大师许慎《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援引今古文经说之例,提出早在郑玄之前许慎即已融合今古文,进而明确…     

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经学与汉代的制度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受经学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汉代在推进和强化政权建设、建立健全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将儒家经学当做重要的理论依据,将儒家经学奉为最高的思想权威,武帝以后出台的选官制度、经济政策、救灾措施、法律制度等,其中无不闪动着经学的身影,无不与以经治国有所关联,而此举又从不同方面大大推动了我国古代传统制度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经学与汉代史学

经学在汉代的独尊地位是在适应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之后逐步确立下来的,受其影响,该时期的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学的濡染和熏陶,治经儒者的作用和贡献,都显得尤为突出。其中,儒家经学和史学有着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现象。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许慎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撰成了《说文解字》,成为批判今文经学的锐利武器.同时,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并不完全拘泥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为古今文经学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华夏固有学术视域中的“红学”

华夏传统学术,发展至清代,最终形成经、史、子、集"四部"架构体系。产生于中华历史文化与学术综汇期的"古典红学",同样可以从经学、史学、子部之学、诗赋文章之学四种角度观察评析。作为迥异于西方"文学"及"小说研究"的既定学术存在,"古典红学"不仅是当代红学正本清源的历史依据,也是这门华夏固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乃至返本开新的学术前提。     

古籍目录经部学术源流及其经学影响

古籍目录经部发展变化与历代学术发展关系密切,经部目录在从图书六分法向四分法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发展成熟,确定了经学类目基本类型,反映了经学发展状况,凸显出其发展轨迹。但不管其类目如何增减聚散,其处于古籍目录首位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反映出经学在古代学术中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同时经部目录的大、小序以及提要也反映了古代经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趋势,其功能和价值在研究古代经学中是不容忽视的。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经学与汉代的文化建设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正统学术,对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经学的任何变化、发展,都在文化领域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在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更是如此。汉代经学与文化建设的这种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