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五四”散文的成功

“五四”散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加以认识.白话语言变革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散文中作家“个性”的表现,“个性”的充分发挥又有利于形成丰富多样的散文体式和风格,促成散文的兴盛;在“五四”语言变革的过程中,由于诗歌“首当其冲”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地位,恰为散文领域带来了某种“缓冲”的可能;在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变革之后,出于审美的需求文学语言经历了又一次的“文学化”,在此过程中散文对“欧化”和“古语”的采纳直接促成了散文的繁荣.文学语言是考察“五四”散文成功的重要维度,从语言角度可以更好的认识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经常提及的现象.     

朱自清与徐志摩散文风格比较

朱自清和徐志摩的散文创作风格迥异。他们为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和语体的发展都起到了某种开创性作用。朱自清以谨严适度、幽雅静态和温柔敦厚的抒情风格成就了与我国散文传统相承续的正宗审美风范。徐志摩则以“浓得化不开”、“跑野马”的自由风格反叛传统美学根基,以“欧化”的语体重启了现代散文领域的“审美变革”。     

语言变革与五四散文的“个性”表达

文学语言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散文“个性”的表达。白话代替文言的新文学语言变革带来的不是“可以”表达个性,而是表达了文言所无法表达的“个性”内涵。文言表达的“个性”是指与正统相对立的那些价值观念,其话语方式还是文言的。与此不同,五四的白话语言首先是一种自我的言说方式,它为个体的任何形式、内容的表达敞开了空间。通过白话及其言说方式,现代散文表达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个性”内涵。从语言变革角度可以更好的认识现代散文中个性内涵的表达问题。     

汉语欧化与近代散文文体解放

汉语自19世纪末开始走上漫长的欧化之路,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汉语欧化痕迹均十分明显。汉语欧化进程中,近代散文文体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同时散文对语言欧化进程也有一定的影响。以新文体、逻辑文为例可以分析得出,政论散文由于欧化而趋向浅近、平易,表达方式趋于严谨,语意更加曲折。但是散文文体的解放仍然有限,近代散文家对古文的复杂态度,古文广泛的作者和读者基础,构成散文文体全面解放的阻力。     

语言变革与儿童散文的文体现代化

语言变革驱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并开启了文体范畴化的现代之旅。“文界革命”与“语言革命”的统合，突破了古代散文的“义法”，确立了以个性为本位的现代散文体式。得益于现代儿童观及散文文体的转型，儿童散文在语言“道器合一”的新变下应运而生。儿童散文内蕴“儿童”的文体属性，但实质上却是成人与儿童“两代人”的话语转换与讲述。立足于儿童文学本体的原点，儿童散文的文体学包括“文之体”与“文和体”两个层级。从描述性概念向结构性概念转变，可洞见儿童散文文体现代化的发生机理。     

现代随笔的文体命名及内涵刍议

“五四”新文学时代 ,现代随笔的创作繁荣一时 ,但“随笔”的命名与内涵尚未及统一 ,随笔这一文体便被左翼文学排斥至文学边缘。这给当代随笔的文体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从现代随笔的滥觞、朱自清的“散文观”、周作人和鲁迅的“随笔观”等角度入手 ,在现代散文众多的命名中寻找随笔的源头 ,以期为当代随笔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言文一致"与文学转型——胡适文学语言观释要

作为白话文运动理论倡导的先行者，胡适主要的文学语言观是“言文一致”。这一语言观的提倡将“言文分离”、封闭性太过的传统文言转型为经欧化过滤的语言新形式，从而形成文学形式与思维理念的双向更新。但二元对立思维下建立的“言文一致”的乌托邦思想，缺乏对文学语言本体性的深入思考，所带来的蒙蔽与损失也是必然的。     

简论翻译文体对现代汉语的良性影响

长期以来，评论界对翻译文体大抵持否定态度。远在30年代，激进的文化人就提出一种“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①的“大众语”以与受翻译文体影响的新白话文相对立。打那时起，“欧化”一词频频被用作贬义；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日里，更被当作判断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一杆标尺。时至90年代，对翻译文体与“欧化”的指责仍时有所见。如流沙河先生于1998年3月，两次在《新民晚报》撰文，批评“滥俗的欧化句”和“假小心的语法”；在枚举某些拙劣之至的例句之后，流沙河先生判定，这些毛病，盖由“报刊上流行的译体文章教唆”，…     

关于韩愈文的认识与评价--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序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韩愈,其文章是他各方面业绩和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文章本身论,它们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思想、学术上它们开拓宋明"新儒学"的先河;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上则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散文的发展上,他以明晰的理论、卓越的实践领导一代风气,在丰富和完善散文文体、发展散文艺术、锤炼散文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其个体作品更成为文学散文的典范.     

诗文音韵美说略

诗文都属于文学语言,文学语言究竟有没有音韵美?我们认为是有的。文学语言的音韵美,或称诗文声律,就是文学语言的音乐性。这不仅是汉文学语言的特点,而且是世界各种语言进入文学语言所共有的特点。现在有些人对文学语言的音乐性持否定的态度。最明显的是所谓“现代派”,他们把音韵说成是诗歌的“枷锁”。在文学领域中,诗的音乐性,较诸其它文学形式更突出,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否定诗的语言的音乐性,也就等于否定了一切文学语言的音乐性。有些人承认诗需要讲求音韵美,散文(prose)(这里指广义的散文,与韵文verse相对而言)则没有什么音乐性可言。因而对于散文的语言美中包含的音乐美,就不去注意。在研     

论周作人诗歌的诗体特征及其在新诗发生期的意义——以《过去的生命》为例

五四时期新诗散文化的理论倡导者当属胡适,创作实践最为成功的应是周作人.周作人的诗集《过去的生命》在其个人创作历程及新诗发展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以住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和系统的评析.该诗集的诗体特征可以从散文化的文体、欧化语体、戏剧性和智性等几方面评析其在新诗发生期的意义.     

语言文字与现代精神--论开明派的语言文化观

从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出发,开明派积极参加文白之争、欧化问题和大众语讨论,一方面批判文言文背后的封建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探讨语言现代化的成长之路,主张汲取"欧化语"和大众口语的精华,建立起能揭示现代语言内涵质地的现代书面语言;主张通过"简化字"而不是"拉丁化"实现语言的大众化。     

文言语体和冲淡风格:《山窗小品》论

张恨水的散文代表作《山窗小品》自出版以来长期受到批评家的忽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明显。《山窗小品》给评论家最大的难题是它以文言语体写成,有别于现代作家所惯用的白话语体。张恨水所使用的是一种浅易文言,接近白话文,能使作品在遣词造句上更有灵活性,加强写景的真实感及抒情的生动性。张恨水在《山窗小品》中塑造一种冲淡的风格,显示他如何继承传统文学,其艺术风格值得批评家予以重新评价。     

情理兼备 别树一帜——论汤显祖的小品文创作

晚明小品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一种完全独立的自由文体，汤显祖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成为晚明小品创作高潮中的重要作家之一，为古代散文体的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小品文创作是在他的文学主张和艺术情趣的指导下进行的，崇尚灵感，顺应潮流，具有融理趣、情感、章法、语言为一体的特点，在晚明文坛上别树一帜。     

从新教传教士的译诗看新诗形式的发端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他们的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我们从这方面的翻译中,可以看到汉诗一步步走向欧化的过程,以及中国诗同外国诗之间的融合,从而形成汉诗新的特点。这种努力到五四之后,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     

论百年来白话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研究随着文体的演进而发展",这是一条被无数次历史事实验证过的规律。白话修辞学百年来随着文体变革而发展的历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与文言文体、文言修辞学的竞争分为三个阶段:(1)"新文体"倡导阶段;(2)"白话文"运动阶段;(3)"大众语"运动阶段。建国前白话文、大众语运动存在着不足,建国后白话语体、白话修辞得以发展。白话修辞学随着白话文体的成长壮大而成长壮大。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在与文言修辞学竞争中渐成主流。白话修辞学的诞生与成长,与引进国外修辞学说息息相关。     

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

现代译诗不仅在中国新诗理论先行的情况下率先实验了新诗的文体主张,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上不断地验证并完善了中国新诗的文体观念。从语言、音律、形式以及风格等方面考察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发生的原因,将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     

《马桥词典》和《暗示》的文体变革与小说新范式

所谓《马桥词典》和《暗示》的文体创新,其实从中国最古老的小说传统借鉴不少。遗憾的是由于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中心主义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的同时过于忽视自己的文学传统,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曾有的文学传统。韩少功以自己全部的文学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传统和西方最现代的文学精神间汲取营养,为当代中国文坛创造出全新的小说范式:第一次让语言取代人物成为小说的主角;让环境取代逻辑成为小说的主宰;让思考问题的过程、方法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