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及其生命力

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并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理论问题 ,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文章认为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的基本理论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 :民族矛盾是一个历史范畴 ,其产生、存在和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一定的发展状况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是由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造成的 ,因此 ,要消灭民族压迫、消除民族斗争 ,就必须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民族和民族差异存在的长期性以及多种因素的作用决定了民族矛盾存在的长期性。文章指出 ,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理论丰富的内容化成一幅简单、片面的理论图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由此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矛盾理论的分析和解释能力更是错误的     

论族际个体矛盾的“去民族化”

族际个体矛盾与民族矛盾两者存在一定关联,但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族际间个体矛盾的发生兼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极易被有意无意地导向民族矛盾,这种“民族化”的倾向对于多民族国家建设极其有害。要针对族际个体矛盾“去民族化”,需要从“去政治化”、“去敏感化”、“法制化”以及“领域分立”等多种途径探究其解决方法,这对我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推进都有着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崔浩之诛与民族矛盾何干

论北魏之民族关系者,几乎无不提及崔浩之诛,认为它是北魏国家中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认为崔浩主张五等封建制、主张分明姓族、一次荐举汉族士人数十、各起家郡守,其目的是为了抬高汉人大族地位、压抑鲜卑贵族,因此引起太武帝拓跋焘和鲜卑贵族的不满,最后以崔浩著史直书犯忌把他杀掉;历来认为,崔浩之诛“可以表现士族与鲜卑贵族的关     

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及其对消解民族矛盾的启示

中国第一大民族汉族和第二大民族壮族之间,千百年来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经历了由对立冲突到和谐共生的复杂演化历程,形成了多重的文化认同和共赢的族群汇融的独特模式。南迁西徙的中原人、湖广人、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等汉族族群在壮族居住地寻见了新的生活空间,而壮族在同上述诸族群的交融过程中,吸收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提升了壮族文化的层位,推动了壮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在许多地方的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纷争此伏彼起的当今时势,深入阐发壮汉两大民族之间互补互利,共生共赢的族群互动模式的深层蕴涵,将对减缓民族冲突,促进各族群和睦相处,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现实意义。     

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伊朗民族矛盾的产生与演变

伊朗当代民族矛盾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主要是在巴列维王朝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在伊朗现代化过程中巴列维王朝所采取的措施的不平衡性,使得波斯人与非波斯人的社会与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加剧了民族矛盾.     

浅论清代民族宗教政策

系统研究清王朝民族宗教政策，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正确认识和处理现实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妥善协调民族关系。著名清史和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指出：“平心论之，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创制、执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但超周、秦、汉三代，甚至连煊赫一时、地跨欧亚二洲的大元帝国亦瞠呼其后”。     

纳西族母系“衣度”的社会性质问题

滇、川接壤的泸沽湖地区的纳西族,由于多种原因,解放前在封建制度下还保留着浓厚的母权制残余。当时,这里普遍存在着一种被称为“衣度”的人们共同体,它是纳西族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有些同志曾将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定名为“母系家庭”。《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刊载的《论纳西族的母系“衣杜”》(以下简称《论“衣杜”》,按,“衣度”     

论民族问题与经济发展──兼评《民族经济学》

论民族问题与经济发展──兼评《民族经济学》何叔涛民族问题是基于民族差别、民族矛盾所产生的以民族关系、民族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问题。在当今世界，普遍而大量存在的民族问题与其它重大的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常常使人感到困惑，并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在东欧剧变、苏联...     

30年代范长江对西北民族问题新动向的思考

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西北,写下了系列新闻报导,除了当时一些重大事件外,他还为我们展现了30年代西北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主张依孙中山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解决这些矛盾,他认为封建时代狭义之民族政策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日本人的阴谋———即试图在西北民族地区制造一个断绝中国战时陆上获取外援的封锁带,使中国西北民族问题显现出了新的动向,因而其战略意义更加突出。     

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的二重变奏——由遵义教案引发的思考

近代中国,教案是十分突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基督教在传播中呈现的侵略性、强权性,激化了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近代教案频发的根本原因.基督教实施强制性的文化移植,挑起中西礼俗冲突,则是民族矛盾的延伸和深入,构成民教冲突的内蕴.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在政治上具有无可辩驳的正义性,并反映了民众对于本土文化的珍惜与捍卫.但是,对于近代教案所凸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必须予以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