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明史》的纂修--兼与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商榷

<明史>纂修的时间历程甚长,在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官方的纂修成绩很小.究其原因,是清廷当时仅出于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开设明史馆,致使<明史>两次处于既无法实际纂修又不明言废止的状态.近几年,有学者提出顺治朝曾修成编年体<明史>等见解,这是值得商榷的.     

清初官修《明史》与私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初史学,颇为繁盛,官、私修史呈现出双流并进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明史纂修领域,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互动十分显著。一方面,官修《明史》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激励和推动士人修史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不少有见识的史家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追求信史的目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修官史,并深刻反思官方修史的弊病,通过私修史书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修史格局不仅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整体面貌和悠久传统,而且可为当下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参照。     

罔敢不持其律：《史通》对清修《明史》的重要理论指导

清修《明史》过程中,不但纂修官对如何编修问题的理论探讨往往“读《史通》而兴起”,而且其实际施为亦常常“罔敢不持其律”,无论在史料的广搜博采、慎于择取,还是要求确定统一的修史体例,讲求体例的因时制宜原则,以及对《明史》纪传表志各部分内容的具体探讨,如各部分之间要互相协调,纪传应该记载哪些人物和事件,如何收录诏诰文章和辞赋作品,合传类传人物的分合原则与选录标准,是否保留明代士大夫以别号行世的称谓习俗,篇末史论应该如何设置,其内容的写作原则及其与正文的关系,要求摒弃前人在史论之后另设韵文式赞语的做法等,都明显受到了《史通》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史通》对《明史》纂修的影响绝不止于多所借鉴,而是扮演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角色,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 ,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 ,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 ,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 ,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 ,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 ,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 ,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 ,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 ,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起的重要作用。     

《明史》本纪记时勘误

《明史》为官修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也是正史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其本纪部分叙事简洁、准确,多为后来学者称道.但其纂修久历岁月,虽屡经编摩,其中的疏漏讹误仍亦难免.今据《明实录》、文集、奏疏等资料校读,考证,发现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本纪部分仍有一些讹误,且多为纂修之时资料参稽不审所致.     

论黄宗羲对康熙朝官修《明史》的贡献

明亡后,黄宗羲与许多晚明大儒一样,秉持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但出于对故国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清朝官修《明史》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他不仅同意弟子万斯同、万言和儿子黄百家参与官修明史,而且主动提供修史的意见和建议,充当局外顾问,提供资助修史的资料,甚至撰写某些篇目以供参考,对官修《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

朝鲜王朝的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是明清时期中朝国交中的重要事件。前者缘起于《皇明祖训》对其先祖世系的误记,以更正《大明会典》中的相关内容为终结。后者以陈请纂修《明史》勿信野史讹传为开端,以强烈要求更正官修《明史》中的讹误记录为最终目标。两次辨诬之间的联系与反映出的文化心态折射出了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错综复杂性。     

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朱熹的《通鉴纲目》及史学思想的新阐发──读汤勤福新著《朱熹的史学思想》

汤勤福的博士论文《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下简称汤著），拜读之后有一些感想，必欲一吐而快之。一汤著在史学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通鉴纲目》“凡例”是朱熹所撰，他还撰写了部分的“钢”，而“分注”则是朱熹托其学生赵师渊撰写完成的，即认为《通鉴纲目》的主要作者不是朱熹而是赵师渊。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几成定论。对此汤著作了说细的考辨，得出了全然不同的新论断。作者考证，元朝贺善曾指出当时有人怀疑《通鉴纲目》非朱熹所作；全祖望、王梓…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明初史鉴书编纂与汉史研究

明代前期,由于明太祖的政治高压及明成祖的"朱学"一统政策,史学处于畸形发展中。当代史撰写无甚成果,而对以往史书摘抄、改编的史鉴书却非常流行。其表现在帝王敕撰史鉴书和士人私修史鉴书两种形态,这两类史鉴书皆对汉史颇有涉及,前者在于以汉史鉴戒当下,后者是借助批判汉史来晓谕当政者。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薛瑄是第一位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这无疑是明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课题。孔庙的从祀问题本来只是朝廷上皇帝和儒臣才需要讨论的议题,毕竟能不能从祀孔庙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家,不在私人。李濂以一个罢官在野的士人却参与了对此课题的讨论。通过他的讨论,我们将发现此课题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士人所重视。更重要的是,李濂的讨论是和嘉靖中叶朝廷上的儒臣在讨论这些课题时所表现出的新范式遥相呼应的。由此可见,这一新范式其实是为许多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所共有的。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成化七年的尴尬——余子俊延迟筑边原因辨析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现今陕北所见明代长城遗址大部分是在明成化年间由余子俊主持修建完成的。然而,这项工程却受到重重阻碍,延迟修筑竟长达三年之久。本文试将这一事件置于明朝中期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各角度进行剖析,探讨此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杨一清的安边策及其历史价值

杨一清是明代中叶著名政治家,一生留下了70余万字的文稿,这对研究了解明代中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无疑是巨大的资料宝库。本文讨论的安边策,是杨一清正德初年总制三边时上奏朝廷的奏章,《明史》称其为安边策。这份安边策既体现了杨一清的国防军事思想,又体现了他忠心体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是一份难得的国防文献。本文讨论了安边策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它的主要内容与落实情况,特别是对它的历史价值作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着重指出其对后世的警示作用。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