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存量、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效率——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9-2007年高技术产业三位码行业面板数据,本文在测算各行业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市场势力及出口导向程度等因素对该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R&D要素投入对该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具有基础性促进作用.外资产权比例上升有助于行业整体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但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甚至出现负向影响趋势,内外资企业R&D强度普遍差距较大是造成这种异质性溢出效应的本质原因.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传导机制

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归纳,抽象出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传导机制模型。运用2005-201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首先测度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平均生产效率达到59.89%,尚有近40%的可提升空间。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检验了市场化进程、企业R&D投入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企业R&D投入和市场化进程中介效应显著,即要素市场扭曲以企业R&D投入和市场化进程为传导抑制了工业企业生产效率,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导向是通过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企业R&D投入,提高市场化水平,提升工业企业生产效率。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研究

产业链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以2007-2021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产业链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并且该结论在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信息传递的学习与协同效应及竞争争胜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主要是由下游的客户拉动。外部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是促进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重要情景因素。当企业处于成长期、企业高管绿色环保认知水平较高时,产业链中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联动以及政府补链、强链、延链提供参考。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兼具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文章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机理,采用超效率EBM模型从全国视角测度分析2017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空间格局,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上中下游地区差异显著,呈右偏"V型"空间格局,下游地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政府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直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主导力量,发挥着绿色创新核心驱动作用;环境规制、外商投资、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效益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城市间绿色创新要素竞争严重.进一步增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应加快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进程,加大政府绿色创新支持力度,优化环境治理模式,推动产业结构绿色高级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性.     

基于投入产出的企业R＆D能力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对企业R&D能力的微观基础--个人、团队和部门的R&D能力进行分析,揭示了企业R&D能力形成的规律.将文化要素作为企业R&D能力的内生变量,对R&D主体文化投入要素进行分析,提出对R&D主体进行文化投入的关键控制变量,为提升企业R&D能力,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     

股权集中、R&D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来自深圳创业板的证据

运用深圳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对股权集中度、R&D投入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R&D投入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2）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的成长显著负相关;（3）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的R&D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4）R&D投入强度在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但股权集中度对R&D投入强度和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并无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厘清了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强度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并为此提供有力的实证证据。     

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归结为"成本效应"及"投资效应"两种影响机制，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房产性投资行为、房产性投资的深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房价和创新产出的关系。基于提出的理论观点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至少是通过"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两条渠道实现的；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成本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投资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未能证实房产性投资会挤压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意义：应当重视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创新人才的稀缺性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屋价格上涨，会导致创新人才的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这势必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质量；A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并未挤压技术创新投入，但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效率。在政策上，应当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考察指标，促进骨干型企业重视其创新效率的提升。     

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黄河流域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2021年黄河流域9省(区)制造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公开报表数据,从投入—产出视角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Malmquist-Tobit模型测算了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分析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处于低水平状态,时序变化呈“W”型波动趋势;区域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由下游向上游递减的格局;行业对比发现轻纺工业类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最高;环境规制负向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正向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企业规模以“N”型方式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高管薪酬激励以“U”型方式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政府补助、企业社会责任、资产负债率和资产收益率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     

论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政策工具的机制检验、政府行为差异下的异质性特征

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正向推动作用是通过政府补贴、信贷倾斜、税收优惠(以上称为“资源补贴”工具)及行业准入制度等四种政策工具实现的。第二,“资源补贴”是通过提升R&D投入这一中介机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而行业准入制度是通过推动行业内部形成竞争市场结构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三,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政治考核压力而追求短期利益时,产业政策的“资源补贴”工具失效,但行业进入制度依然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此外,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大。建议把握好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和加快地区市场化改革,使其与构建功能型产业政策相匹配,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     

低碳试点城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低碳试点城市是中国利用体制改革推动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模式。本文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集,实证检验低碳试点城市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机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建设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力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而言,这种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为明显。渠道机制检验表明,低碳试点城市有助于在宏观层面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在微观层面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并降低研发风险,最终给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赋予更大的加速度。在外部影响上,低碳试点城市下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扩散溢出效应,能够对外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形成辐射带动。应当总结低碳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侧重构建差异化的支持政策,继续加强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机制。     

企业间R&D活动溢出效应的测度研究

为探索R&D活动的外部性影响、精确计量R&D活动溢出效应,基于R&D活动溢出效应的性质,结合列昂惕夫完全消耗系数的思想,依据溢出效应存在因企业关系而相互无限溢出的特征,提出完全溢出效应概念,并在企业微观层面构建R&D活动溢出效应矩阵及测度模型,据此对2009-2015年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上市公司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溢出效应存在并用完全溢出效应表示,企业的溢出能力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结论可为政府优化科研经费流向,动态调整R&D投入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区别于以往以“督企”为特征的环保政策,以“督政”为核心的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致力于纠正常规环境治理机制下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以环境处罚力度提升为代表的合规效应是中央环保督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机制,而以政府环保补助为代表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在低行业竞争及督察“回头看”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能够有效缓解以往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问题。因此,在未来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监督,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     

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增长极,迫切要求依托绿色技术创新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05—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识别绿色创新的节能减排渠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节能效应”是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有效路径,但“减排效应”存在明显的遮掩效应;因技术异质性和城市区位异质性,不同特征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虽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应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支持,推动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完善产学研绿色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节能减排考评体系。     

消费升级与政府支持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证分析

为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对象。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业145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消费升级与政府支持及其交互项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消费升级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效率,且在研发效率提升过程中具备增强的滞后期影响。第二,在政府支持方面,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加计扣除均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效率,且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促进效应优于政府补贴。第三,消费升级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效率的交互效应不显著,但与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交互效应显著为负。上述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技术创新层面的市场激励和政策激励效果,为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主要动力,研究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传统的测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DEA模型没有考虑非期望产出和要素“松弛”的情况,本文以2008～2017年各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结合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评价研究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静态和动态变化,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与纯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比较分析,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区域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认为,各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水平不高,大部分区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处于“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纯技术创新效率要优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大多数省份的绿色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并且技术进步是影响的主要因素;区域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低效率的L L象限和高效率的H-H象限;完善技术市场环境机制、扩大经济对外开放、优化产业结构对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创新效率发展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能与环境政策在短期内造成的挤出效应有关。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因而技术创新投入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也可能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而呈现差异。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其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大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其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显示出中小企业在以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方面具有后发优势。研究建议,应保障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有效供给,促进中小型企业共性技术支撑平台的建设,引导中小型企业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和发展服务于中小型企业的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从而进一步发挥技术创新投入对中小型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了2006—2019年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底层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数字化转型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引导和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氛围和有利条件。     

研发投入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东部沿海10省市的数据

基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现状,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中小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及不同来源研发经费投入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之后利用面板数据变系数模型分析企业自身研发经费投入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研发经费投入会产生较弱的负向影响;企业自身研发经费投入有较强的正向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影响不显著。企业自身研发经费投入对河北省和辽宁省没有显著影响,对广东省、江苏省的影响较其他地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