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自然法的古今之变:《自然社会》的思想史评析

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范式突变是西方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社会乃是自然社会,即符合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社会,这一由亚里士多德首先系统阐述并主导着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主流学说,到早期现代受到全面颠覆。政治社会被理解为人为脱离自然状态而通过社会契约建构而成的人造物。李猛的《自然社会》一书是对上述问题的系统讨论。该书不乏有创造性综合的见解。但本文侧重于指出其中的几点不足,包括未能发现古罗马人的自由概念与主体权利概念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未能发现平等而不是权利对现代观念的构成性影响等等。笔者以为造成这些缺陷原因在于李猛放弃了他擅长的社会理论方法,而纯粹从观念史的角度来思考伦理和政治问题。     

道德感与自然权利——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人性论与自然法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论者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将个体自然权利置于公共善之上。帕森斯认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将自利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政治强制来加以解决,从而避免了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对社会的摧毁。哈奇森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理解来对霍布斯加以反驳,并指出人性中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就具有社会本性,并能自然地将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公共善置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政治社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求人类的普遍幸福。哈奇森关于道德感与自然权利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价值,自由与秩序互相依存,这根源于它们各自内在的价值限度。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自由一般被具体化为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结构,秩序一般被具体化为一种法治结构。在法治的结构框架内,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了统一,社会政治系统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自由与秩序的互动共存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这里应强调的是:社会政治稳定是作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自由与作为法治结构的秩序进行互动的结果,也是这种自由与秩序和谐共存的状态。伴随民主政治的兴起,社会政治开始从权威结构秩序向法治结构秩序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稳定依赖于权利与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获得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对于社会政治稳定来说,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是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关系的逻辑延伸。     

论西方古代自然法观念的特征

自然法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中最具持久性的概念和范畴。作为一种观念,它源于古希腊时期,并且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受特定的政治和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古代自然法观念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1)以“自然”,即以隐匿于事物之中的本质属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事物的“本性”为其观念的基础;(2)以追求一种规范性的完美秩序为其“至善”的目的;(3)义务本位。古代自然法观念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与古代社会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性个体的生成：杜威的儿童研究及其社会理论意涵

本文通过集中讨论杜威基于儿童研究而进行的行动力教育,揭示实用主义思想对个体主义的具体理解。在美国镀金时代,孤立个体主义加剧了现代美国人的道德危机和社会分裂。杜威此时进行的儿童研究与教育改革,首要的目标是重新理解现代个体的行动结构和人格形态,以克服孤立个体主义造就的行动难题。利用“刺激—反应”的行动机制,杜威同时结合了自然力量和社会意识,力图在开展行动力教育的过程中塑造一种“社会性个体”。社会性个体一方面保留了源于自然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来自社会的文明传统,以应对现代世界在人心和社会两方面的挑战。本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社会学的早期思想根基并反思当下的生存处境。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自然状态的道德意涵:定位现代道德的开端

针对李猛有关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讨论,本文力图指出,自然状态不仅仅是一个人性冲突状态或法权矛盾状态,而是具有某种积极的道德意涵。这集中在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概念上。正是自然权利,而不是原初缔约环节,构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自然权利不完全是一项主观权利,它同时还带有传统客观法权的正当意涵。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凭借国家权力的存在,成为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然性”又意味着它并不是由国家所制造出来的,而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本身。人的自然并不是可以任意抟塑的质料,而是有其形式,并被明确界定为一种自然“权利”或正当,参与到政治生活的构建之中,这构成了现代思想不得不去回应的难题。     

市民社会与当代伦理精神的历史生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为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就法权关系而言,也和国家一样,是所有制关系的表现,是一定经济基础的派生物.法权概念也是由于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尽管伦理精神作为一定社会道德的观念形态.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是它也是"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它不仅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现,而且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一社会一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协调状况;不仅体现人的目的--人们如何安顿作为社会人的人生,如何调节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内在自然生命秩序,同时能认识和体悟自然的目的--自然包括人在内的生态价值、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对人一社会一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责任与使命,进而确立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父母与自然：“知母不知父”的西方谱系（下）

本文紧接《母权神话》,是对母权社会的文化根源的分析。文章认为,在现代思想家中,霍布斯已经谈到过母权论者的主要观点,巴霍芬的《母权论》是对霍布斯的继承,其中给出的诠释,即母亲代表自然,父亲代表文化,是母权论人类学家的基本假定,而这种假定又来自亚里士多德关于父亲提供形式、母亲提供质料的古典观念。现代女性主义者试图以种种方式化解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性别问题,却使自己陷入了新的困境。     

道德之债:莫斯对印欧人礼物的研究

本文重新梳理了莫斯在《礼物》一书中对罗马法、印度法和日耳曼法研究的材料，结合莫斯“人的范畴”的研究，试图指出：印欧人的礼物是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特有的交换方式，而且这两个等级的礼物交换原则各自不同；而构成现代西方社会主体的第三等级并没有一个符合礼物之道德要求的交换方式，除非继承日耳曼法的精神，否则现代社会终将陷入无法自拔的道德困境。通过与梅因的罗马法及印欧社会研究的比较，本文希望阐明，莫斯通过礼物研究建立的社会契约概念与罗马的债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与自然法的社会契约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Just Another Act or a Blueprint for Social Justice?

This paper takes the opportunity of the Social Security Review to reflect on the meaning of social security reform. It argues that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are unduly narrow and atomistic, concentrating on vesting individuals with social security rights similar to private law notions of contract or properly, and the securing of those rights from depredations by the state. In contrast it contends that social security properly rests on a notion of social rights to participation in society. This is a positiv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 and state in which both sides hav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furthering participation in core social, economic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The article assays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of ‘social rights’ and considers how new legislation might better harmonize with it.     

Individu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obligation. Compulsory intervention towards substance abusers in Norwegian social law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 important duality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the will to help our fellow citizen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welfare policies, and the danger of violating individual liberty and integrity. Individual rights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integrity are important values of the liberal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Rechtstaat). Our collective ethical obligation to help those in need is an important value of the welfare state. With respect to compulsory intervention towards adult and under-age substance abusers, the possible tensions between these values are particularly visible. The legal foundation for such efforts in Norwegian social law is discussed with regard to different ethical and moral principles. The main questions are how compulsory interventions are justified and how different principles are weighted in positive law.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collective obligation and the moral principle of individual rights are differently balanced in the Child Care Service Act and the Social Service Act. Both acts, however, expose the problematic combination of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by the use of force and securing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integrity.     

传统的变革与个体的重构:鲁滨逊的出走、改造与重返

笛福是现代早期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第一部小说《鲁滨逊·克鲁索》，不仅仅是在叙述一个大航海时代的冒险故事，也是在为现代早期个体所面临的困境寻找一条出路。本文通过解读鲁滨逊的出走、改造与重返，分析并讨论了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现代早期的人性面貌和精神危机。本文认为，在基督教传统无法安顿人心的时代，笛福试图在理性与启示之间，重新寻找一条自我治理的良知之路。理解笛福及其对传统资源的利用，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及现代个体主义的真正意涵，而且对我们重新回到中国个体问题兴起的语境中探索中国社会的路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