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化创新的特点、路径及展望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项伟大创举,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的利益。县、乡、村三级基层社会治理中,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二者的有效结合,不但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而且使得村民自治以及乡镇治理更加合理化、程序化、规范化。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促使基层党政干部明确了工作宗旨和工作目的,从而有利于协调党群干群关系,实现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基层政府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失范问题

“乡政村治”是目前农村实行的一 项以乡镇管理为关键,以村民自治为 主要内容的基层治理模式。村民自治     

试论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为构建和谐的乡镇治理体制,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给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要认真权衡分析其利弊得失。"乡派镇政"是当前众多乡镇治理体制改革方案中的可行性路径,是改革的理性走向。这是一条因地制宜,分类改革,逐步推行"乡派"和"镇政",同时构建面向"乡派镇政"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路径。"乡派镇政"的乡镇治理体制有着明确的制度规范。     

影响农村和谐的矛盾调查及分析

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体主要是乡、村两级组织,乡村范围内的企业组织和村民.其矛盾的实质都是利益最大化的争执.其深层次原因一是农村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滞后,农村人口过多,社会公共资源相对减少,农民的物质追求远远没有满足和实现.其二是乡、村政权组织功能、角色定位不当.农村基层组织本应是农村社会纠纷的主要仲裁者和公正"法官",而不应该沦为利益主体,"与民争利".     

论村民代表会议与"先富群体治村"——民主制度建设与精英治理的平衡

"先富群体治村"是近年来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精英治理格局的回归,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和实践产生了紧张,折射出民主治理与精英治理两种模式问的张力,矫正"先富群体治村"趋势、消除民主参与的结构和观念障碍,需要在制度建设上着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村民代表会议是践行民主治理原则的载体,亦是平衡"先富群体治村"现象的重要机制,但它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规范.     

安图县落实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居住条件的改善工作

根据延边州民政局提出的《扶优千户新居工程》计划,吉林省安图县县乡两级民政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认真地落实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居住条件的改善工作,保证了优抚安置政策的落实。一是乡镇民政办公室作了认真的调查摸底工作。各乡镇民政办对在乡的居住泥草房、危房和无房的优抚对象进行摸底,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实事求是的向县民政局作了汇报。有的乡镇民政办还就改善重点优抚对象居住条件制定了     

改革乡镇管理体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基于财政视角的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改革乡镇管理体制,才能够确保乡镇政府不会有吞噬建设资金的机会主义行为。财政压力引起乡镇政府管理体制变迁,解决乡镇财政利益相对独立和上级政府管制之间的矛盾,既要满足乡镇政府的财政利益,又要加强对乡镇政府的财政约束。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从财政视角看,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加强灾情信息管理的思考

作为一名基层民政救灾干部,在实践中,通过平时深入乡、村(社区)核查灾情,发现处于灾情信息源头的乡(镇)、村(社区)两级,灾情信息管理的现状令人担忧,亟待改进.     

加强灾情信息管理的思考

作为一名基层民政救灾干部，在实践中，通过平时深入乡、村（社区）核查灾情，发现处于灾情信息源头的乡（镇）、村（社区）两级，灾情信息管理的现状令人担忧，亟待改进。     

理事风采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民政局高度重视农村敬老院管理工作,将农村敬老院管理工作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以“政府领导、民政主管、部门配合,乡镇管理、村（居）协助、社会参与、敬老院承办”为管理体制,形成了以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兴办的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为骨干,社会力量举办的五保供养机构为补充,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管理规范的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网络。     

税费改革后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自主空间的营造:以河北Y县为例

税费改革之后,我国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大多采用转移支付的形式实现,乡镇政权的一些职能也被上收到了上级职能部门。这对于以前主要靠农业提取作为其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中西部乡镇政权来说,意味着极大地收缩了他们工作的自主空间。但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在这样的财政和职能困境中,他们仍然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这就使得他们必须去寻求自主空间的拓展。笔者根据对河北省Y县乡镇干部的访谈,试图解释中西部部分地区的乡镇政权是如何在夹缝中寻求自我空间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工作做得比较优秀的乡镇政权基本都有这样的特点：乡镇干部了解如何有选择地做事,以缩小贯彻上级意志的工作范围;在与县级政权的以依赖与软性反抗为特征的关系互动中,营造基层政权的自主空间;在与基层村民的关系中,调动各种权力技术,权宜地运用权力与村民进行互动,扩大自主空间;同时有些地方在组织上还形成了一套积极和高效的体系、甚至机关文化,以保证在上级政府的考核中获取优胜。     

新形势下我国农村乡镇政权权威提升路径研究

在我国,乡镇政权担负着指导村民自治和协调纠纷的重要功能。农村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使乡镇政权失去了以往支配农村社会的行政权力和财政能力,乡镇政权权威弱化。重塑乡镇政权权威需要理顺县乡政府、乡镇政权与村委会、村支部的关系,加强乡镇干部行政能力建设和政府间合作,做好村民自治的指导监督实施,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积极协调化解农村社会纠纷。     

政策实施成本与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发生机制——基于四东县休禁牧案例的分析

讨价还价是中国上下级政府互动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本文详细记述了四东县草原休禁牧政策实施过程中上下级政府的多轮讨价还价，县政府制定政策，政策严格落实导致政府与民众的冲突频发，乡镇政府以冲突为策略与县政府讨价还价，最终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执行空间。本文使用实施成本分析框架解释了讨价还价行为的发生机制，执行过程成本、上级施加成本、民众施加成本高昂，致使乡镇政府只能选择与上级讨价还价。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乡镇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相对提高，使得双方的协议点从严格执行端向宽松执行端移动。执行无僵局、协议点左右摆动、短期均衡与讨价还价的交替发生是政策执行中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基本特征。     

社区特征与中国农村老人的抑郁症状

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城市老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表现为自杀行为.通过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2011年基线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 (HLM) 分析村级社区水平的经济、人口、管理、设施、生态环境五个维度的特征对农村老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发现中国农村老人的抑郁水平具有显著的村间差异.加入村级水平的解释变量后发现,村子的平均收入水平高,村里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口比例高,村主任的任职年限长以及村里的基础设施水平高,村里老人抑郁水平显著更低;而在工业污染排放中度和严重的村子里,老人抑郁显著更高.进一步的跨水平交互作用分析则探索了村级变量对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老人群体的作用差异.研究结果对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发展以及农村老人的抑郁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选择

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应采取多渠道分流、多种形式转移战略,依靠第一、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全方位开拓就业门路.主渠道是加速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长效益为中心,大力调整农产品结构,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引导乡镇企业推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实现健康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城镇化战略,大力发展交通、通讯、商饮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使之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和转移方向.     

当代中国乡村社区重建的传统资源——以徽州村庄为例

从徽州村庄颇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延续方式和地方社会变迁轨迹入手,得出一些关于自治性村庄的基本判断以及基本命题,并将之运用于当代中国乡村社区重建和乡村善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进而推及中国乡村复兴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分析。     

破解“三农”难题的钥匙：发展乡镇村经济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并把“三农”难题作为重中之重,但“三农”难题至今仍未取得历史性突破,已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黑龙江省绥化市创造性地提出发展乡镇村经济及异地经济,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破解“三农”难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

本文通过中国北方一个乡镇村庄选举的个案研究,分析讨论了基层选举这一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06年的最新一轮选举中,正式选举制度的实施有了重要突破,镇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干预活动,并在维护程序的公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村庄选举程序逐渐走上了正轨,选举结果基本体现了村庄的民意。基于这一案例,本文特别着眼于制度变迁的机制和过程分析,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制度变迁不是来自于政府的理性设计,而是由不同领域中互为独立的多重过程在特定时间、地点的互动作用所导致的;第二,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工作应该从理论方法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即关注多重过程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过程,并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我国乡镇政权角色和行为的社会学研究综述

本文按照“结构 / 制度”和“过程 / 事件”两种研究取向，梳理了社会学界对1980年以来乡镇政权的角色和行为研究的成果。前者解释了乡镇政权由于考核评分体制的压力而被动产生失范行为的原因；后者以动态的、微观的研究视角分析具体事件过程中乡镇政权的行动者其角色和策略选择。“结构 / 制度”和“过程 / 事件”研究并不矛盾，可以相互借鉴。综合上述研究，文章认为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在“国家”和“农村社会”新型互动关系中的角色和行为的研究也可借鉴上述研究。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Models of Good Practice in Commissioning Foster-Care

Local authorities in Britain have been purchasing foster placementsand related services from independent fostering agencies orproviders (IFPs) for many years. These are often made on anunplanned or ‘spot purchased’ basis and many localauthorities have incurred significant budgetary overspends orbeen criticized for poor child-care practice. In parts of theUSA and Australia, governments have required public authoritiesto ‘outsource’ all or most of their foster-careresponsibilities to private or voluntary agencies. Where thesehave been independently evaluated, a number of deficits havebeen identified. A middle posit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andIFPs entering into service level or contractual agreements hasemerged in Britain where each sector attempts to plan and matchits respective needs and services and to predict and controlcost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ome local authority and IFPmanagers have developed working arrangements with one another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position. At a time when the Britishgovernment is providing a strong policy steer towards inter-sectorcommissioning in foster-care, this paper suggests a frameworkfor collab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