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庆历新政

11世纪中叶,中国易学史上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勇敢地破除汉唐以来解经注经、章名训诂之学的传统,他们疑经改经,主张重新解释易经,提倡自由解经,强调发挥易经的经义、义理,所谓“经以明道,文能通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恰恰发生在庆历前后,改革派以《周易》作为变法革新的精神武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交相辉映,对宋代的易学以及后来经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颖达疏解《大学》的特色

孔颖达对《大学》的疏解,注重经注兼释,疏解虽宗主郑注,但也有所补充和超越;其详于训诂,重视考订字词章句、疏通字义及辨析古今名物;注重掘发义理,阐发大一统思想和为政之道。孔颖达疏解《大学》代表了当时经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周易概论》评介

<正> 齐鲁书社最近出版的刘大钧同志的《周易概论》是近年来《周易》研究方面的可喜收获,值得称道者有以下几点。既重训诂,亦不弃象数《周易》是部筮书,它由“象”、“数”、“理”所构成。古人很重“象”、“数”,多以“象”、“数”解经,形成了所谓“象数派”;近人则不走古人以“象数”解经的旧路子,为求古经的真谛,专以训诂解经。对此,刘大钧在《周易概论》的《〈易〉象》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今天讲解《周易》古经,对古人“观象系辞”的说法既不可全弃,亦不可全取。因为若全取《易传·说卦》及汉人的《易》象说以解     

皮锡瑞经学的特色

皮锡瑞治经的汉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他对汉人的经注经说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采用疏证体以解经、重视文字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证以及治经态度矜慎等方面。对于今古文经学、汉学宋学,皮氏皆持包容的态度。在孔教衰微的晚清时期,皮氏强调需要破除今古汉宋的门户之见而求学之会通。皮氏治经重家法,体现在他的郑学研究中,还体现在他对《尚书》、《礼记.王制》等所作的笺注上。皮氏治经讲求微言大义,体现在他为《春秋》、《尚书》、《诗经》等经典所作的解义上。皮氏治经重经世致用,他以是否经世致用作为评判治经优劣的标准。     

论王若虚《尚书义粹》的解经特色

王若虚《尚书义粹》解经有鲜明特色,于章节之中每每分纲领条目,阐说铺陈敷衍,辞非体要。提倡义理解经,以探究《尚书》经世价值为宗旨。训诂方法上注重上下文内在联系,释辞义不以义界而往往排比事类为解,并于训诂中融入个人思想,反映出鲜明的宋学特色。王若虚经学方法与思想与宋儒展现为同一脉络,由此《尚书义粹》可以揭示宋金文化交流之面向。     

论先秦训诂与儒学的互促共赢

训诂与儒学的互促共赢关系,在先秦时期已体现得相当明显。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者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训诂实践:先秦儒家经典中包含所有的训诂体式,涉及多种训诂内容,运用了三大训诂方法以及大量训诂术语;同时,先秦的训诂实践活动也有利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解读与广泛传播:《论语》、《孟子》中都运用训诂之法来诠释儒家思想,《易传》与"《春秋》三传"的传注体训诂,在诠释与弘扬儒家思想方面的作用则更加突出。     

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

两汉经学《论语》主要有四大注经特色:其一、思想内容上,秉承孔子及其先秦儒家的传统,尚仁义,崇道德,讲教化,重修身。其二、治学风格上,汉注偏重训诂解经。其三、汉儒基于元气论及其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学说,局限于儒家伦理现象的表层和浅层次的道德说教而就事论事;其四、汉儒仅限于人伦现象的表层,注重名物训诂和典章制度,尤重讲礼制及其沿革、多记载一些历史掌故。通过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之研究,可以透视两汉经学思想的复杂性。     

朱子解经方法的理论价值探研

朱子通过大量解经实践,诸悉宋代学者义理解经的流弊,对此进行了全面反思,要求融会汉学之章句训诂与宋学之义理,以求激活经典的潜藏价值.他开启的章句训诂与义理结合之治学方法潜藏着深厚的理论价值,涉及到言意之辨、细节与整体的循环以及解经的历史性等问题.言意之辨也就是朱子确信通过经典语言可以把握圣贤遗义.细节与整体的循环指只有通过字词训诂才能把握经典义理,而经典的整体文本又制约着字词的训诂.经典阐释的历史性问题,即经典的存在状况和时代思潮对阐释的影响.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论两汉训诂的理论价值

针对训诂学历史研究中理论开拓的不足,本文就纪元前后的两汉训诂著作,如《尔雅》、《方言》、《释名》、毛郑传注训诂等的理论贡献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郑玄《中庸注》的诠释特色

号称今古文经学大师的郑玄,在注释《中庸》的过程中,不仅注重版本校勘及文字训诂,具有鲜明的古文经学特色;而且注重引用五行说、谶纬说和公羊说以解经,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具有鲜明的今文经学特色,成为兼采今古文经学的代表作,在《中庸》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说文解字注》声训条例述评

清儒段玉裁编著的《说文解字注》是研究“说文学”的权威之作。段氏作注不拘泥于字形,从大量琐碎的训诂实践中系统地总结提出了诸多“因声求义”的声训条例。本文通过归纳、分析《说文解字注》的声训条例,阐述了段氏音义相贯的训诂思想。     

明修辞方式,训谢诗难词

宋人洪迈说:“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容斋续笔》卷十)诚哉斯言也!南朝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诗作也在难解之列。难解的原因在于:(1)运用典事过多,且较生僻,寓意曲折隐晦;(2)其人有不羁之才,作诗属文爱标新立异,用词少规往则,生造了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

这篇序文讨论两个问题:一、对一九七九年荣孟源先生和钱远镕先生讨论《李秀成自述原稿》问题两种不同的结论表示个人的拙见;二、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得失提出看法,并把注《李秀成自述原稿》训诂与事实考证并重的体例提出讨论。前者是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问题,后者则有关史学的问题,敬请同志们指教。     

《经传释词》引据法研究

“引据法”也可以称为“引用证明法”,是训诂研究过程中广泛运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经传释词》在研究虚词的过程之中引用了多种训诂专著、多种注疏专书和不少时人的研究成果.引用训诂专著,例如《说文解字》、《尔雅》及孙炎、郭璞等人注、《小尔雅》、《广雅》及《广雅疏证》、《方言》、《玉篇》、《一切经音义》、《颜氏家训》有关内容、《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等.引用古人注疏专书,如关于《尚书》的:某氏《传》、林之奇《尚书全解》、段玉裁《尚书撰义》等;关于《诗经》的:毛《传》、郑《笺》、《正义》、《毛郑诗考证》、马融《注》、《韩诗》及其《传》、     

是非凭物理,褒贬弃因循——刍议王船山《诗经稗疏》的训诂特色和训诂理念

清代《诗》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名物训诂研究上,至乾嘉时代有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三大名著传世。在清初三大家中王船山《诗经稗疏》在训诂上的成就尤为突出,开清人《诗经》名物训诂研究之先河,此书对前贤故训能择善而从,又不因循守旧,钩沉辨谬,探赜发微,订正古注,补证成说,在继承中有发展,在训诂实践上有新说,在训诂理念上有新见,皆足以启迪后学,实为体现王船山《诗》学造诣和成就的代表作。     

卢植《礼记解诂》探微

卢植《礼记解诂》一书已亡佚,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此书当亡佚于唐末五代时期。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礼记解诂》的训诂内容主要是释词和解句,训诂方式和方法主要有声训、义训、征古例和征今例。郑玄在作《礼记注》时曾以卢植《礼记解诂》作为参考。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从《毛传》看作者的语言观

《毛传》全名《毛诗诂训传》,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训诂传注。对后世的训诂传注和训诂专著,均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毛传》的作者究竟是谁?诸说不一。《汉书·艺文志》云:“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又《儒林传·毛公》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都语焉不详。到了三国时代,吴国的两位学者陆玑和徐整对此才有了较详细的叙述。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之为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     

两汉四部训诂专著作者的语言观

两汉是我国训诂学的黄金时代,不但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传注,而且产生了四部高质量的训诂专著——《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这四部训诂专著对后世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分别成为语义学、方言学、文字学、字族学的开山奠基之作,一直受到历代人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