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扶贫中政府与农户合作的障碍与对策

参与式扶贫模式虽涌现出一些成功典范,但贫困人口的参与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间有诸多障碍和问题需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大规模推广参与式扶贫的政治社会环境和贫困人口自身的小环境尚不具备,只有政府和农户合理分权、分工,密切合作,扬长避短,才能实现扶贫开发的效益最大化.     

民族地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的构建——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是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社区参与式旅游开发是实现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相协调的旅游扶贫模式.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为实例,分析旅游开发与消除贫困的互动关系,指出实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目的,应当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的长效机制,如贫困人口参与旅游规划决策咨询机制、旅游经营与利益分配机制、文化和生态保护机制、旅游教育与培训机制等.     

从PRA论如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扶贫发展项目

PRA与社会性别意识是参与式发展工作的重要手法,政府扶贫部门也正在积极推行这些手法和理念,但却不深入。文章在分析传统扶贫项目中社会性别视角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后,提出了如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参与式扶贫项目中的建议。     

论“治理保障型”社会救助模式的构建依据与实现路径——以广东农村扶贫模式演进的历史逻辑为分析文本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扶贫模式的历史逻辑,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三种模式。这三种扶贫模式的实现,是基于三个"同质性假设":(1)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具有明显的地域性。(2)通过产业投资,必然能够培育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3)所有的贫困人口都具备正常的劳动能力。这种前提预设,已经不适合目前农村剩余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囿于既有扶贫模式的政策缺陷,结合广东省情,扬弃它们的局限,为之注入新的扶贫绩效评价尺度和创新制度安排,其实现路径是推行"治理保障型"扶贫模式,以赋予贫困人口主动脱离贫困状态的再生产能力。制度运行机制的实践构建体现为支持性制度变迁与修复性制度变迁的同步供给。     

贫困村村民参与式监测评估项目机制探讨

文章通过分析在贫困农村社区扶贫项目制定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阐明参与式监测评估的必要性及具体操作方法,提出了促进政府参与式村级扶贫规划实施中参与式监测评估实施制度化、机制化的改进建议。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内容与政策——来自"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启示

甘肃省徽县麻沿乡麻安村在世行西部贷款项目和国家财政支持下,探索出"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运作机制,激活农村内部的发展潜力,培育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这一模式给我国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极大的启示.     

精神扶贫:一个亟待关注的精准扶贫新领域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举措的精准扶贫,仅仅依靠物质帮助显然不够,它还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满足。长期以来的被动式扶贫模式,不仅使扶贫对象丧失了自我觉醒与发展潜能,而且还使其深陷精神困扰之中。对于精准扶贫的认识,不能认为"扶贫"就是获得最多的物质享乐,而必须考虑到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和守望。精准扶贫仅仅依靠物质支持和救助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多方面的参与融入才能完成。精准扶贫既不是以经济为本,也不是以精神为主,更不是扶贫物质越丰厚越好,而是要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兼顾物质、精神和心理多方面的整体推进。     

新疆实施边境扶贫试点主要模式调研

新疆在实施边境扶贫试点中,按照突出民生、重视边防、维护生态、科学发展的思路,以边境县（市）为单元,以边境行政村为基础,以边民为对象,以整村推进为主题平台,统筹边防一线、二线、三线功能,不断加大边境扶贫开发力度,探索创新了不少成功模式,主要有建设民生工程扶贫模式,戍边型扶贫开发模式,整村推进、连片开发扶贫模式,科教兴边扶贫富民模式,边境对外开放发展模式等,切实解决了新疆边境贫困地区守卫边境、保护民生等方面的困难,使边境贫困乡村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非灾”经济发展扶贫模式理论研究

扶贫与彻底脱贫是“十三五”规划期的刚性要求,受到全社会广泛而高度的关注,如何实施扶贫是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我国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出现过多种扶贫模式,包括整村推进模式、产业化扶贫模式、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等,但各有利弊。本文受灾害地区重建模式的启发,提出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即把贫困视为一种“社会灾害”,将贫困地区中的“短板”地区列为“非灾经济发展区”,并对这些地区参照灾害地区重建模式对其进行“非灾重建”,使其经济、社会、生态等焕发生机,以期达到脱贫和精准扶贫的目的。本文以有关经济学理论为依据,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的实施效果为实践佐证,通过湖北省非灾经济发展区的选择、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灾经济发展区非灾重建后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测,对该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论证,对实施这一模式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贫困地区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小额信贷是贫困地区扶贫的有效方式。如何形成一种既发挥显著的扶贫效益又保证操作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小额信贷模式,实现小额信贷既为扶贫服务又要实现机构自身独立生存与发展目标,是我国小额信贷扶贫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德合作《江西省山区可持续发展》项目实施的“信用社+村实施委员会”小额贷款扶贫模式(简称RCC+VIC模式)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实践。本文对此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同时对其主要做法与经验进行了机理分析。     

基于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扶贫路径探析

传统扶贫理念和模式多以外部资源输入推动为主,而忽视了乡村自身资源的文化经济价值,由此导致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项目与当地生产生活系统脱嵌、扶贫效果不明显或难以持续等问题。乡村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独特多元价值,为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提供了潜在资源要素和内源式发展动力。新时代应当转变过度依赖外部要素输入的扶贫理念,将乡村自身拥有的资源作为产业扶贫的驱动要素,挖掘、利用、整合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创新产业扶贫开发模式,以文化力推进产业融合开发,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富民育民的扶贫目标。     

中国的异地开发扶贫模式及经验

本文从实施异地开发扶贫的前提条件出发，分析了中国异地开发扶贫的三种模式及其效果，结合历史上异地开发的成功例子和失败教训，总结了搞好异地开发扶贫的宝贵经验，为云南省完成５０万人的异地开发扶贫提供决策参考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困局与创新路径——基于精准扶贫正反案例的分析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大转折。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困局。本文基于全国各地的精准扶贫正反案例,对我国现阶段精准扶贫政策的推演模式进行横向归纳;从精准识别、精准落实、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角度,对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困局进行纵向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创新路径。     

我国农村扶贫战略实施的治理问题

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战略,相应依托的扶贫治理手段也各有不同.第一个阶段,扶贫治理的手段是解除和放松各种管制,创造农村人口获取财富的空间.农村扶贫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以后,行政治理开始发挥作用.进入第三个阶段以来,由于农村贫困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采用的扶贫治理手段更趋复杂.基于市场的发展型治理和基于权利的保护型治理是我国农村扶贫治理的主要模式.     

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理论阐释与案例剖析

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本质上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多重贫困,综合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三维资本”才是促进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双提升、拔除穷根的根本路径。基于山东省阳信县农业龙头企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本文首先从“三维资本”的视角将农业龙头企业扶贫模式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利用相关经济理论和贫困理论深入剖析了阳信县科学设计农业龙头企业扶贫制度的基本思路,最后阐释了农业龙头企业扶贫模式中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     

中国农村扶贫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分析

本文以整体性治理下的跨部门协同为主题,对中国农村扶贫中的跨部门协同模式作系统的梳理与分析。首先从已有的理论中建立分析框架,并认为中国农村扶贫中"三位一体"的扶贫工作格局有政府内协同、政府间协同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三种模式;第二部分用建立的分析框架分析这三种典型模式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最后,分析总结出我国农村扶贫中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总体特征。     

财富伦理:扶贫的一种理性向度

财富伦理特有的认知、目的、生产、分配、使用等五大学科属性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伦理理性维度。扶贫的理性认知模式以财富伦理的正当性获得为基点;扶贫的理性价值目的以财富伦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幸福生存为导向;扶贫的理性生产模式以财富伦理的绿色可持续生产为依托;扶贫的理性分配机制以财富伦理的公平共享为杠杆;扶贫的理性消费方式以财富伦理的适度中道为制约。准确把握财富伦理逻辑体系与扶贫工作的内在联系,对加快脱贫步伐、防止贫困再生和巩固扶贫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扶贫政策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为使“共同富裕”早日实现 ,扶贫政策不仅仅限于扶贫救济 ,而应成为决定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 ,成为控制贫富悬殊这样一个事关全局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国金融扶贫的创新与成效——兼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实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的脱贫攻坚阶段,金融作为扶贫开发的支撑和抓手已成为脱贫攻坚战的"重头戏"。金融扶贫有其优势,但也面临交易成本过高的障碍和政府干预过度的风险。针对金融扶贫的障碍和风险,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并取得初步成效。宁夏回族自治区认真落实中央有关部署,积极探索地方实践模式,取得了可持续的扶贫成效。国家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的实践,形成了政治与政策语境下的金融扶贫话语,不仅拓展了金融扶贫的道路与模式,也积累了金融扶贫的基本经验。     

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