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允关联交易与股权结构的分析——深市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由于不同股权结构下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存在着差异性,大股东以及被大股东所控制的管理层会对上市公司交易安排作出不同选择。股权的相对集中会造成股权制衡的困境,中小投资者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在实际的控股能力和对公司的经营影响力方面完全无法与大股东相抗衡,从而造成股权制衡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在上市企业治理结构中,股东的控制权通过建立有效的股东内部控制机制和竞争的法人控制权市场来实施。要治理我国国有企业大股东利益侵占问题,应通过改变"一股独大"的现状,并重点关注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形成的复杂的控制链。     

控股股权交易中控股股东的义务——以控制权溢价为视角

控制权溢价是指用来购买公司控股股权而支付的超过非控股股权转让价格以上的价格部分,其存在已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所证实。控股股权交易(协议转让)原则上不需公司有权机关批准,包含控制权溢价在内的转让价格由交易双方商定,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控股股权协议转让中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可具体化为调查义务、信息披露义务,以及特定情形下的忠实义务,义务的违反直接导致与控制权溢价归属相关的法律后果。我国应针对控制权溢价存在的事实,对上市公司协议收购中的控股股东课以具体的诚信义务形式。     

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兼论股权分置改革的长期绩效

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对民营与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及影响因素差异的探讨.本文以2004～2008年的大宗股权交易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关键在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由控制权垄断性、控制层级及家族控制构成的控制权强化机制是影响私有收益的主要因素.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减弱控制权垄断性、降低控制者的私有收益,然而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随时间推移先降后升呈现"U"型趋势,终级控制者的利益取向在短期回归公司价值本身后又开始出现偏离,其原因在于大股东依然能通过对公司和二级市场的双重控制攫取私有收益.为纠正民营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必须就控制权强化机制进行全面的治理.     

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公司控制权市场面临的新问题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建立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基础,其本质是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协商方式重新分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过程,并由此引发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竞争行为,给后股权分置改革时期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为此,有必要从公司控制权市场治理效力的角度分析后股改时期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并对未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培育提出政策建议.     

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的法经济学解释

作为现代公司制度演进的产物,公司控制权已经逐渐类型化为绝对控制权、相对控制权和实质上的控制权这三种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权利.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平衡控制股东与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控制权私人利益受到了更多关注.控制权私人利益是控制性股东通过行使控制权而获得的中小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的利益,对控制权溢价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控制权私人利益的客观存在和经济价值.控制权私人利益包括非正当性利益和部分正当所得,其中非正当性利益主要通过关联交易、自我交易、内幕交易、溢价出售等方式实现.对控制权私人利益的法律规制亟待完善.     

代理问题与融资决策——基于所有权结构的理论分析

融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散所有权结构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问的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融资扮演着解决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代理问题的角色;集中所有权结构下,公司治理的核心转变为如何防止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权益的剥夺,融资则更多地成为控制股东谋取私有收益的一种手段.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控制股东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是股权融资偏好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控制权私利研究演进脉络分析:制度、行为与伦理决策

控制权私利问题始终是公司治理研究的焦点,大股东为获取私利,把上市公司当成"取款机"和"摇钱树",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资本市场发展的突出问题。本研究从制度、行为和伦理决策视角对控制权私利研究演进脉络做了梳理与分析,提出涵盖"制度—行为—伦理决策"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并提出立足行为博弈的实验经济学是识别控制权私利行为的有效工具,将伦理因素涉入决策过程是打开大股东控制权私利行为"黑箱"的视角。本文指出了有效识别、解析与预测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可行研究路径。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控制权交易绩效:行业差异与成因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以协商方式实现了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重新配置,而控制权交易则是上市公司控制权动态配置的过程.以1997～2004年间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案例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以来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并且这一差异主要是由股权集中度的变化引起的.股权分置改革通过不断降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实现了公司控制权格局的重新安排,间接地起到了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其治理效率改善的作用.     

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机制

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除了具有融资、信息传递等功能外,还具有公司治理功能。资本市场通过股东投票机制、并购接管机制和股权激励机制实现了对公司的有效治理。     

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机制

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除了具有融资、信息传递等功能外,还具有公司治理功能.资本市场通过股东投票机制、并购接管机制和股权激励机制实现了对公司的有效治理.     

法律规制公司治理的正当性问题

公司治理是公司与股东、经营者、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契约、文化的制度性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合理配置公司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矫正或弥补现代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人经营风险及公司规模的扩大对社会公正和秩序的威胁,使公司本身的自由与保障公司关系人的利益之间协调发展。公司治理是公司自治和法律规制的统一。基于权力制衡、公法私法化、减少组织成本,促进长期交易、弥补市场不足、调整利益冲突,促进经济主体之间合作等方面的需要,法律有介入公司治理的必要。但法律在介入公司治理时必须为公司自治留出足够的空间,发挥合同、章程、市场、文化等非正式性制度的作用,以弥补法律的局限,使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作。     

企业社会责任外部促进机制的法学与经济学研究

根据玛丽斯-曼妮假设，就算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未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企业管理者也不会在执行职务时过分滥用其权力，因为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即外部治理机制）会治理这些不称职的企业管理者。从表面上说，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原理，可以被借用到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市场促进机制上。然而，不同市场之间具有独立性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间具有冲突性。如果不加修正地把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原理借用到企业社会责任市场机制上，将无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市场偶尔出现缺陷，这需要政府的干预、社会的监督和法律的规范。     

公司治理结构探微

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科学涵义,指出了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公司的政治结构管理与经济结构管理、股权结构、建设公司治理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基础、约束与激励机制等方面,寻求公司的治理结构基元和变元,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及对我国企业改革的启示

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以美英大陆法系为基础,其主要特征是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化;股权流动高频率化;企业融资以股权直接融资为主。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主要依靠外部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与业绩紧密关联的报酬机制对经营管理者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又出现了新的演变与创新。探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体系及发展变化,对我国企业内外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的影响、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驱动力的影响、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资源与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形成的影响,由此说明了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也为解答如何改善组织方式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这一问题带来一定启示。     

公司治理与国企绩效

产权论的核心是“产权明晰是提高企业绩效的关键”,超产权论的核心是“市场竞争激励是提高绩效的关键”。我国理论界依据产权论和超产权论对国有企业的分析,虽然都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但其改革的路径依赖不具有可行性,因为我国转轨经济中不具备其各自暗含的前提条件。产权改革不能脱离有效的市场环境,否则产权界定成本不能补偿,产权结构不能优化;市场环境的改善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否则市场环境的有效性和信誉不可能真实,市场竞争的激励功能不可能发挥。本文认为,以公司治理的完善为核心,将产权结构优化和市场环境完善协调推进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改革途径。     

为什么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存在差异?

公司治理水平在一国不同的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以南开大学公司治理指数来度量公司治理水平,在设定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治理水平存在差异性的原因可以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主要与其股权结构、绩效水平、成长性、风险状况以及规模因素有关,同时外部的经济发展状况、法律环境也会对治理水平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上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论公司机会准则

公司机会准则是英美法系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高级经理人忠实义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规定高级经理人不得篡夺公司拥有利益或期待利益之机会。在公司的运行过程中,公司期望扩张的内在要求与高级经理人追求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为了在公司与高级经理人利益冲突中贯彻公司利益至上原则,我国公司法有必要借鉴英美公司机会准则,确立高级经理人的不得篡夺公司机会义务。     

论企业法人目的范围之意义——私法和公法的不同角度

对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企业法人目的范围的限制作了多角度的分析。从公司法来看 ,早期确立的“越围原则”在后来的发展中已被证明对于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之不力。从民法的一般原理看 ,对企业法人目的范围的限制 ,本质上是对企业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的限制 ,与企业法人行为之效力无关。站在公法的角度 ,目的范围之决定是企业法人的当然权利 ,国家权力的过多干预将有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大型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而家族企业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该领域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特殊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下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契约理论模型,既能够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作出深入的解析,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思想。通过契约理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家族委托人可以利用显性的契约治理与隐性的关系治理相融合的治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性。这种双系统治理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努力水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族代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工作类型下努力程度存在差异,进而证实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