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法团主义的维度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功能性团体基础上的利益代表和协调体系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中国当前虽然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社会团体的自治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实现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是值得期待的.     

社会冲突治理中的法团主义策略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二战后法团主义的复兴与社会冲突治理密切相关,其在结构、功能及行为上都显示出对社会冲突的回应。基于法团主义治理策略在东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现有研究将其用于分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企关系。然而,由于法团主义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和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独特性,导致法团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争议不断。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冲突的多发期,法团主义关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协调,强调冲突的制度化解决,这对缓解和消除社会利益组织间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团主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

法团主义作为一种由西方引入的新型的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解释模型,以其实现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主张,形成了对国家主义、多元主义等主张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模型的超越,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呼声较高的适应于中国现状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型。本文从法团主义的视角出发,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对比法团主义的特征,揭示了中国现状与法团主义发展背景的差异。     

法团主义：社会组织发展的合理路径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社会组织发展相应的政策法规还没有及时出台,造成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社会地位不高、行政色彩过重等问题。以法团主义视角,分析法团主义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适用性,并应用法团主义理论为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从法团主义到撒切尔主义——战后英国保守党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转变

战后英国出现了法团主义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法团主义的产生无疑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发展到高峰。但凯恩斯主义和法团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弊端逐步暴露,英国保守党右翼要求转向自由资本主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经过60年代的鲍威尔主义和70年代的意识形态反思,保守党最终选择了以减少国家干预为核心内容的撒切尔主义。     

法团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法团主义强调由国家主导下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商来协调利益冲突,对创新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有独特吸引力.在法团主义视域下,首先,农村多元利益主体应能通过各种民间组织来实现表达和整合利益诉求;其次,要凸现农村正式权威组织在利益协调中的主导作用,应合理限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与权威,使其不损害公益并承担公共责任,同时,还应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来增强农村弱势社会组织的力量,以实现利益主体的竞争性均衡;再次,培育多方参与的公共领域,村民通过基层民主选举活动、协商性会议、大众传媒等公共论坛来参与协商,形成公共意见.通过以上措施,来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和社会公平正义.     

法团主义的中国问题研究:文献回顾与批判

20世纪90年代起,运用法团主义研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学者主要围绕地方法团主义、合作主义宪政、政治发展和政府治理这几个议题解释和预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发挥国家主导和社团组织的中介作用,成为学者论述的主要切入点。批评者指出我国的社团组织依附性强,并没有发挥好利益协调的中介作用,再加上我国社团的多样性和法团组织发展条件的不成熟等,都成为解释和预测中国问题的障碍。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以ENGO为例

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表征,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中国的ENGO尚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环境保护功能,具有明显的法团主义特征,表现为官民二重性、发展规模的自控性和绿化职能的单一性。法团主义是ENGO生存的策略选择,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从长期来看,只有去除法团主义特征,ENGO才能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的本质职能。     

生态化腐败治理:理论、价值与路径——基于政治生态理论的视角

政治生态理论立足于转型时期政治生态环境的考察,拓展了腐败治理研究的新视域.在政治生态理论的视域中,腐败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权力约束与监督的政治问题,腐败还是权力所处的社会、经济、习俗文化等环境性状受到破坏污染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政治生态理论主张考察权力所处的环境生态同腐败的共生原理.重构政治生态,探索腐败治理的生态路径应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构建腐败治理的党内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构建腐败治理的制度生态;推进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构建腐败治理的社会生态;培育廉政文化价值理念,构建腐败治理的文化生态.构筑腐败治理的生态机制,既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创新中国腐败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