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供给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融资问题日益突出，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融资提供了便利。采用我国31个省份2014—2021年养老机构的面板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社会养老服务机构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供给。同时，在引入政府政策干预这一控制变量之后，发现社会养老服务机构与政府政策干预呈负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社会养老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在养老产业政策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

“双碳”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占据重要地位，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弥补传统金融市场的不足，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充足资金。国家应当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构建，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多元化的产业政策，加快科技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此外，监管部门应当在提高数字金融风险甄别和防控能力的基础上持续完善监管政策，使数字普惠金融在国家监管的框架下有序健康发展。最后，科技型企业要与金融机构形成良性借贷关系，让数字普惠金融持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福建数字乡村发展

2019年,国务院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金融政策要大力支持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激发内生动力.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当前福建省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差、金融征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借鉴美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成功经验,提出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地区征信建设、增强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等建议,以期助力福建省数字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我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问题探析

普惠金融的核心是金融资源的公平配置,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普惠程度低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难题。文章通过分析我国融资结构失衡、政策法规扶持力度有限、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资本市场难以发挥对小微企业的融资功能等得出我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环境较差,认为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深度尚待挖掘,提出要从金融服务环境的营造、资本市场的完善、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发展及金融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入手构建服务于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激发内生秩序: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如何将具有包容性特征的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体系是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新命题.为破解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金融排斥"与"门槛效应",一些地区尝试使用乡村"道德银行"模式将数字普惠金融以制度、行动、认知嵌入的方式融入农村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之中,这一模式成功地激发了乡村社会中的内生秩序关系,并且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外来制度嵌入乡村治理的互动合作体系.因此,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创新和改善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有助于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由此认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由于普惠金融作为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理论和实践界普遍认为大中型银行不适合发展普惠金融,影响其效益。发展普惠金融真的会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吗?基于41家商业银行2003年到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发展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发展普惠金融,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可持续性。这一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消费,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性消费的提高幅度更大,且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居民收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农村创业能力、金融可得性等机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普惠托育服务的内涵、实现路径与保障机制

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托育服务仅依靠市场化机制往往无法保证精准而有效的供给。为"对冲"市场化托育服务的负面效应,普惠托育服务被提到了政府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的战略规划当中。在实现路径上,可以通过倡导新办和改办托育机构、突破居家和机构式二元类型体系、发挥政府价格管制作用、合理布局托育服务资源以及注重日常评估监督和管理等来实现普惠托育服务的政策意图。与此同时,合理的财政分配机制、发达的私立托育服务、健全的托育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等为普惠性托育服务政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融入社区治理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普惠金融+社区治理”是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普惠金融+社区治理”以农村信用建设为纽带,形成农村信息搜集的新途径,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信用”难点问题,能够间接借助于有效的社区治理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社区治理”的新思路,政府和银行应该加强“互信”机制建设;金融机构要深入农村,与农户实现信息互通;金融服务要嵌入社会民生,同时也需要在理念创新、人才培养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做好保障,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历程、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

“普惠金融”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手段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分为探索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创新性发展三个阶段。可以从生成逻辑、运行机制、驱动因素和创新发展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理论框架。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政策持续发力,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供给规模不断增长,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普惠金融重点在农村和小微企业。但也面临着普惠金融概念“混沌”导致实践偏误、城乡“三大鸿沟”导致发展不均衡、金融机构“成本—风险”约束导致供给不足、数字化潜在风险导致监管风险升级等挑战。为此,要做好普惠金融概念界定,优化农村科技、金融与教育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供给意愿,完善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普惠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金融功能理论的论证

深刻认识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基于金融功能理论的视角，指出传统金融机构的功能缺失加剧了区域金融的失衡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然后从普惠金融的目标客户定位、便利清算和支付结算、信息透明、高效聚集和分配资源等方面研究其金融功能，从而揭示普惠金融如何惠及弱势地区与人群、助力中小企业发展、消除贫困、促进金融公平，并由此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检验

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的“包容性高、普及性广、门槛低”等特点为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行路径。文章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且在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老年人消费结构,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医疗型、发展型消费。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门槛、提供理财产品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三种渠道影响老年人消费潜力。研究结论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边际效应,并为促进老年人消费指明了方向。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来自山东的实证研究

农村金融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村金融普惠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本文以2006-2015年山东省的宏观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改良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测算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本上逐年稳步提升;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普惠金融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2009年央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自2008年之后增速较快。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及城镇化率四个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显著,且是正向影响的;交通便利度、农业科技化水平也属于正向影响因素,但不显著;而农业产业的重要性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从农村普惠金融顶层设计、经济基础、财政和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保险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进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形式.本文使用一种非参数的条件效率框架测算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被视为环境变量.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2011—2017年数据的研究结果发现,从整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其中欠发达地区的效率改善程度更突出;从个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各指标效率改善方面都具有相似结论,而且同样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从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整体水平还是个体指标,其条件效率都超过非条件效率,但是两者之间的落差逐渐缩减.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普惠制金融对海南“三农”金融供需的影响

海南农村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改善、金融服务满意度提高,但仍然存在农村普惠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且同质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程度低等问题。提高农村普惠金融有效供给、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可促进海南农村普惠金融功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