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基金会多样态发展成因及其优势比较

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发展日渐呈现出企业发起型、政府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和混合发起型等多样态实践,虽其整体上有共性特征,但在实践中每一类型社区基金会甚至每一个社区基金会均有其特色。从合法性获取差异、核心利益相关方构成以及发展策略差异等角度入手,有利于厘清和把握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在基层治理新格局中功能发挥的异同之处。为了在实践中科学指导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实现差异化发展,使其更好地在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作用,需要在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内在行动逻辑的基础上,精准理解其组织运行逻辑以及制度蕴含。     

“三社联动”与社区管理创新：江苏个案

“三社联动”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依然存在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社区队伍专业化水平偏低、市场力量介入不够等问题。完善“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需要建构“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结构，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加强社区与企业的联系。     

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

社区建设中情感和行动间的逻辑缺环是社区动员的研究起点.社区建设可视为一种社会改良运动,将社区动员放在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下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动员结构、组织与话语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在社区动员之中依然基本处于客体地位,居民作为行动主体的认知框架没有被完整形塑；社区动员的制度化建设逐步推进,但是社区动员的主体居委会,容易因循行政动员的路径,动员效果受限；社区自组织开始呈现“授权式动员”的特征,但是自身制度建设的完整性和组织合法性地位制度化不足成为发展的瓶颈；动员行动的话语选择缺乏与居民生活和社区地域特征的契合,流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缺少激发共同情感和集体行动的能量.     

组织化合作动员:社区建设的新范式

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背景下,组织化合作动员是调动政府、社区、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途径.XW区的文明创建实践表明,组织化合作动员涉及基层党政组织、社区组织、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传媒组织等不同主体,而动员策略可分为压力型动员、宣传型动员、活动化动员和精英式动员等四种方式.有效进行组织化合作动员,需要政府部门适当放权,并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     

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维度、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转居社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区类型,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治理问题,内在地要求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与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当前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总体水平不高,相关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党组织转换不彻底、政府服务缺位、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等,制约了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在优化各治理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强化各主体的能力建设,注重形成整体合力,以提高农转居社区的治理绩效。     

社区绿色空间共建：一个“组织化—自主性”分析框架

当前，国家层面的绿色空间治理体系初具雏形。作为绿色空间体系的微观要素，社区绿色空间的有效生产有必要以“共同建设”的方式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因此，将“制度结构”与“行动过程”确立为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主要维度，运用结构化理论工具将二者统合，提取“组织化”“自主性”作为关键变量，构建一个能够系统性解释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行政层级推动型、外部组织嵌入型、内部主体带领型、公众协商合作型四种类型。在深入考察上海市、深圳市、成都市、武汉市等地先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发现社区绿色空间的内在机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空间生产”为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价值目标，以“权责分工”为共建主体有效合作的关键环节，以“制度设计”为地方政府统筹谋划的重要保障，以“项目外包”为吸引各方力量参与的活动场域。在具体实践中，推动社区绿色空间共建实践走向深入，需要从“有效组织”与“主体培力”两方面着手形成治理合力，以最大程度地提升社区绿色空间共建效能。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及优化发展

针对政府、居民和文化组织的复杂行为特征来优化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路径,是文化善治的重要举措。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路径"锁定"惯习与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居民参与动因的外部依赖性和行动策略的消极性,文化组织经营管理行为的"政治嵌入"特色,构成了这些参与主体之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有效的治理行动应致力于使政府在坚持文化价值导向的基础上让渡一些空间、资源与权力,提升基层政府的工作效能,发挥人情因素的正面效应,有效激励居民的主动性参与,积极扶持文化组织赢得社会认同。这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使各级政府的工作取向保持一致,培育居民的独立人格与公共精神,并为文化组织的良性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机制。     

从“戴红帽子”到“多元主体共治”：非公党建中企业家的行动逻辑

本文以H省J市的五家非公企业为例，以“企业”为中心的视角考察了非公党建中企业家的行动逻辑。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和非公党建的组织依赖之间是一种多元共生的关系：当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弱、组织依赖弱时，容易造就出分离型的企业家；当企业家政治关联弱、组织依赖强时，容易造就出分离合意型的企业家；当企业家政治关联强、组织依赖强时，容易造就出合意型的企业家；当企业家政治关联强、组织依赖弱时，容易造就出合意分离型的企业家；四种类型的企业家的行动逻辑分别是“戴红帽子”、“股份合作”或 “戴洋帽子”、“组织惯性”和“多元主体共治”。企业家类型随着非公党建制度环境的优化而逐步优化，呈现出由“分离”到“合意”的角色演变态势，其在非公党建中行动逻辑遵循由非制度化的“戴红帽子”到制度化的“多元主体共治”状态。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的收缩型城市“后单位”社区的治理创新路径——以黑龙江省S市L社区为例

当前，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即是市域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达成。随着部分收缩型城市遭遇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会要素消解的持续挑战，其原本依托单位组织的“后单位”社区治理也随着单位制解体而产生诸多困境。作为社区动员和治理实践的关键因素，“后单位”社区的社会资本由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扩散至社区，其内在的变迁逻辑恰与单位制度变革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机制变迁同步。基于此，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就需要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内外部的互惠、信任和互动的社区行动提升社会资本。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优化社区软硬件环境等举措协同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     

"社区参与"的微观机制研究

研究“社区参与”的大部分文献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 ,对“社区参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有意义。经济学认为“社区参与”就是理性经济人生产和分享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机制。博弈论分析认为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由居民分利能力决定。社区参与各个主体在“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下 ,展开了公共利益创造和分享的博弈 ,其博弈均衡是分利能力较强的居民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 ,分利能力弱的居民对“社区参与”比较消极。     

“大政府与小社会”——街区权力组织建构解析

社区组织建构的宗旨是“小政府与大社会”，即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而我国目前街区组织建构的任务是承载社会分化的大量社会性职能以及带有问题转嫁性质的政府行政职能，街区权力组织要在“单位制”趋于瓦解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基层政权，政治性目标优于社会性目标，成了“大政府与小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虚拟整合”与社会形象发展现代化目标的难以实现。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探索前进推动着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创新。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基层政府、赢利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了社区治理的五大主体。这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是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社区基金会的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社区基金会是一种资金来源于社区并用之于社区的基金会形态.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建设的目标,我国需要推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美国基金会发展所取得的很多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对于政府来说,应当加大对社区基金会的支持力度,主要包括降低准入门槛、加大资金支持,以及放松商业活动规制等;对于社区基金会来说,最关键的则是要加强对社区需求和结构变化的敏感性,并将其作为组织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公共领域的本质性规定与其实际运行中的行政化特质之间的张力指引了对社区公共参与这一研究题域的建构.通过对武汉市W社区论坛这一新型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演变历程、生成逻辑和运作机制的分析与考察,可以看出,当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政府主导性和自主自发性两重面相,在一定意义上是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三个行动主体合力建构的结果.而我国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     

选择性支持与合作式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变量。就地方政府来看,“评级制”和“项目制”是治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它通过一系列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既符合政府职能转移和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的需要,又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功能发展的分化与选择性支持,体现着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导向。就社会组织而言,无论是主动的利益契合,还是类组织外形化的组织再造,都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背后是权力资源支配—控制关系、复杂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取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要以“优势主导的权能重塑”为核心理念,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各主体协商共治提供法治化保障,对具体社区服务场域中的治理主体行动进行有效限定,保证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     

社区立法必要性探析

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自治组织,正逐渐取代街道居民委员会,成为城市改革的平台,城市管理的“总抓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目前全国社区建设的实践看,社区建设倍受重视。社区是社会自治组织,占据中介法律地位和行政主体地位,明确社区法律地位,加强社区立法有利于增强社区建设,实现政府公共利益目标。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论我国城市社区福利的建设及运作机制

社区福利包括社区提供的福利服务、社区内福利机构提供的福利和政府委托社区具体实施的福利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社区建设的现实目标应是发展社区福利。依托社区建立福利,并不是说要由社区代替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中的单位或政府原来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责,而是要发挥社区的人们生活聚居区的特点,发动社区内的一切资源,并尽可能地吸引社会中的资源,解决社区内居民生活问题,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社区福利与社会福利是相互补充、有机结合的关系。应当发挥社会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大力培育非营利组织和各类非正式组织,发动社区居民参与,建立起国家、企业、民间组织、社区和家庭各司其职的新型福利体系。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以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从原则、参与者、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社区居民、公民组织、旅游企业、游客群体、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因此,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功能系统构成:政府服务系统、社区自治系统、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它们分别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智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