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森林景区周边农户生态旅游经营行为研究——以陕西秦岭地区为例

以秦岭地区森林景区周边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324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利用Probit、T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的经营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是否有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生态旅游是否提升当地知名度以及农户家庭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特征对农户生态旅游经营意愿和经营投入有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对生态旅游是否减少外出打工人数的认知正向显著促进其经营意愿,对经营投入无显著影响。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引导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的政策建议。     

农户分化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选择

基于对湖南湘北地区218户农户的调查,构建3个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农户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程度越高,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农户垂直分化通过影响农户土地功能偏好进而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越高,越偏好土地的财产功能,进而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土地功能偏好在农户水平分化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技能劳动力成员、土地集中度、村干部支持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生计与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 ——基于301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对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3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有相当比例（41.5%）的农村劳动力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而是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及其家庭面临“无地可种”的困境。（2）农户生计显著影响其劳动力的职业务农意愿。就生计模式而言,相比于纯非农户,兼业农户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职业务农;就资源禀赋而言,拥有可代替劳动力的农机具及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就生计状态而言,家庭货币支出压力越大,其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越强。此外,个体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政府农业补贴力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入耕地难易程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程实证分析——基于江西10县的调研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0个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区)1196个样本农户的村域特征、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及生产经营特征、用水协会模型与管理方式、政策认知特征以及参与管理意愿进行调研和分析,旨在了解农户参与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激励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政策建议,即:加强对小农水建设的同时,重视水源及支渠等水利设施的建设;明确管护主体的权责,完善管护体制;加强宣传,提高农户对小农水的认知水平;促进农田流转,切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构建合理的水费计收制度。     

社会资本、价值认知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基于安徽的证据

为保护农村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农药包装回收成为重要举措.基于安徽省30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和价值认知对农户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农户的社会价值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有偿补贴条件下农户的参与意愿;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影响,如年龄、收入对农药包装回收有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则有负向影响.     

产权安排与农户投资意愿:三种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方式的比较分析

基于产权变动视角,利用陕西省泾惠渭灌区88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Hanemann模型对小型水利设施的投资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Logistic模型考察私人产权、集体产权和混合产权制度安排下农户小型水利设施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标底价为单独自变量的Hanemann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户的平均投资意愿是131.22元,在私人产权、集体产权和混合产权情景下,农户愿意支付的价格分别为129.42元、129.55元、132.76元;标底价格与投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因节约监督成本和协商成本对村集体管理、用水协会管理和私人承包经营管理方式下农户的投资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私人承包的产权安排下,因农户更为明晰的产权引导,水利认知与农户的投资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用水协会管理的制度安排下,小型水利设施的投资意愿受到农业收入的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农户的收入水平越高,越有经济实力为水利设施建设出资。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南平市的280份调查问卷

基于福建南平市280份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意愿的问卷,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的意愿强烈。家庭收入、家庭总人口、了解程度、预期加入是否能够显著增加收入、周围亲朋好友参与人数等因素对于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户对于农业合作组织的认知水平;努力提高现有农业合作组织的经营效益,让农户更好地享有其规模效益;采取多种措施激励现有合作社社员带动周围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创新合作社的入股方式,平衡各类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家庭内部分工视角下的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

以陕西省637户农户调查资料为基础,在家庭内部分工视角下,运用Logit模型分析农户不同特征和认知状况对其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土地流转类型与地块数量对不完全分工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和非农收入比重对完全分工农户有显著负向影响;耕地肥力对纯农户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和劳动力人数对不完全分工与完全分工农户有相对显著的正向影响。（2）认知状况方面,经济认知对不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大于对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生态认知对三类农户有程度相近的正向影响,情感认知对不完全分工与纯农户的影响要大于对完全分工农户的影响。（3）与不完全分工农户相比,完全分工农户倾向于采取费用型措施,纯农户倾向于采取资产型措施。由此提出建议:提高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积极性的关键在于提高各类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认知,促进土地流转,加快实现耕地规模经营;针对不同类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制定分类补贴政策,加强对农户的技能培训,引导不完全分工农户向完全分工农户和专业纯农户转化。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农户农房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为探讨成都试验点农户农房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推进农房抵押贷款工作的深入开展,采用问卷调查、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农房抵押融资具有一定参与意愿,农户近一年出现资金短缺对农房抵押意愿影响最大,且为正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情况及对政策的了解也是其显著影响因素。     

生计资本分化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利用江西省587份调研问卷数据,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程度及其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前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分化程度不同,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2)在具体生计指标中,承包耕地中水田的比重、家庭存款与上年对比以及宅基地的处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耕地地块间相互距离、自家是否拥有农机具和家庭外借款项情况则呈显著负相关。     

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十堰市张湾区和丹江口地区的调查

利用对十堰市张湾区和丹江口地区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模型,对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受到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认知、补偿政策的认知等变量的共同影响;受访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参加林业种植培训等因素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受访农户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非林就业技能、非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等因素对受访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向影响;受访农户家庭的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保护森林生态环境是否应该得到补偿、现行政策是否会影响家庭的林业收入等因素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了改善农户对森林补偿支付意愿的建议:提高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重要性的认知;提高农户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加大以森林为主体的村集体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投入。     

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四川种植业农户的调查与实证

采用四川省11个县（市）297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对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农业标准化的认知程度、兼业化程度、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标准化农产品销路预期、政府支持政策、农户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和道路交通状况是农户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中,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政府支持政策和标准化推广培训程度则是最显著的两个影响因素。提出了加大农业标准化的宣传、推广、培训和科技配套服务力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拓展标准化农产品销路,加强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Logistic和SEM模型的实证

基于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和SEM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意愿不高,为47.32%。(2)对研究区农户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意愿起到显著性影响的有8项,其中家庭总人口、建筑年代、宅基地用途是极显著因素。(3)在5类外源潜变量中,区位条件变量对农户集约利用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影响,其余均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对农户意愿的直接影响程度依次为:住宅衍生变量>区位条件变量>农户自身属性>家庭特性变量,住宅特征变量主要通过到住宅衍生变量、家庭特性变量的路径来影响农户意愿。     

认知程度、未来预期与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 ——基于武汉市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武汉市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认知程度、未来预期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在城郊农村地区,约有37.92%的农户存在农业低碳生产意愿。②认知程度和未来预期均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农户用于信息获取的时间越长、对低碳农业理念的了解越深、有过相关培训经历,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户对低碳生产农产品的品质预期越好、价格预期越高、声誉预期越好、政府支持力度预期越大、成本预期越低,其参与农业低碳生产的意愿则更为强烈。③控制变量中,户主性别、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均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而务农年限和农业收入占比则呈现出明显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增强农户农业低碳生产意愿的对策建议。     

农户分化、财产价值认知与宅基地退出行为

基于长三角地区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受偿方式选择的影响路径,进一步探讨了财产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财产价值认知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11.85％;(2)农户分化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城镇房屋置换补偿方式的选择,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一次性货币补偿选择,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7.05％和12.70％;(3)相比较于远郊区,近郊区农户分化对宅基地财产价值认知和退出意愿都更加强烈,两个区域农户在受偿方式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拓宽宅基地退出后农户的就业渠道、加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宣传以及制定多元化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等措施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产权认知、家庭特征与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情况是影响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通过对陕西关中地区的58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研发现,43.62%的农民认为自己有土地占有权,95.2%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土地使用权,94.5% 的农民认为自己有土地收益权,63.1%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土地流转权。而49.48%的农民愿意用承包地换经济补偿,24.83%的农民愿意用承包地换城镇户口,14.14%和11.55%的农民愿意以承包地换城镇住房和城镇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另外,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农民对土地占有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对土地收益权和流转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对土地使用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除此之外,农民的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供养率越大以及有子女在城镇上学或工作的,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越强;农民承包地的面积越小、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低以及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越近,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越强。     

农地抵押融资意愿与最优土地规模

运用2014年陕西、宁夏两省249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以农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的影响分析为基础,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土地规模。研究发现：农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呈倒U型影响,高陵、平罗地区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的最优土地规模分别为12.67亩、56.50亩,分别是当地户均农地规模的2.68倍、3.00倍,农业主导产业差异导致最优土地规模有所不同。总体看来,样本农户的家庭规模、经营类型、往返金融机构的便利程度、金融机构数量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有较显著的影响,而分区域来看,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