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在趋向服务化吗?——基于服务业产出、就业、消费和贸易的统计分析

就中国总体及多数省区市而言,经济服务化趋势以名义增加值、就业和消费支出衡量显著提高,以实际增加值衡量并未明显变化,以服务进出口比重衡量则显示出"逆服务化"倾向.服务相对价格指数上升既可解释服务业实际增加值比重上升乏力,同时也是导致居民服务支出比重上升的首要因素;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加上服务需求缺乏价格弹性)是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较快的主因;中国在服务消费方面已显露出"成本病"迹象.各省区市服务业实际增加值、就业和消费支出比重等经济服务化数据均支持绝对收敛假说,但服务业实际增加值比重的收敛速度大于其就业,城市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收敛速度大于农村地区,各地工业化收敛速度大于其服务化收敛速度.     

中国经济正在趋向服务化吗？

就中国总体及多数省区市而言,经济服务化趋势以名义增加值、就业和消费支出衡量显著提高,以实际增加值衡量并未明显变化,以服务进出口比重衡量则显示出“逆服务化”倾向。服务相对价格指数上升既可解释服务业实际增加值比重上升乏力,同时也是导致居民服务支出比重上升的首要因素;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是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较快的主因;中国在服务消费方面已显露出“成本病”迹象。各省区市服务业实际增加值、就业和消费支出比重等经济服务化数据均支持绝对收敛假说,但服务业实际增加值比重的收敛速度大于其就业,城市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收敛速度大于农村地区,各地工业化收敛速度大于其服务化收敛速度。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结构分析与主导因素识别——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了2001—2014年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单位出口获利能力低于美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使得两国的贸易结构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在对增加值贸易构成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并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下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外最终需求、生产网络上游因素分别是推动中国和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的主导因素。此外,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扩大主要是由生产网络上游因素驱动的,生产网络外最终需求则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多元化匹配,进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服务含量分析

本文基于OECD-WTO的跨国投入-产出表（ICIO）与TiVA数据,采用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出中国贸易出口中的服务含量所占比重大约是传统BOP统计口径的两倍,其中来自国外的服务含量占比趋于上升、来自国内的服务含量占比趋于下降;在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中来自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含量较高。本文的启示是,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工深化背景下,中国国内服务对增加值贸易的贡献偏低并趋于下降,可能原因在于国内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是以促进竞争为导向深化国内服务领域改革,促进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环节从低端向高端演进。     

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测算与演变探析

在进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格局下,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难以持续增长的深层次因素需要从出口国外增加值的演变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本文根据出口中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国家间增加值的核算平衡关系建立生产核算模型,直观地测算了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将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变化分解为进口国增值能力、进口国技术水平、国际贸易联系、我国技术水平、出口水平变化五部分,并讨论了我国出口边际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沿着二元边际变动是影响我国出口国外增加值变化的最主要原因。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分析出口边际的变化,通过对比不同技术水平企业发现,国际贸易环境、规模经济和政策扶持仍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持续出口的外在条件,而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因素则为我国高技术企业在海外市场生存提供了内在动力。     

中国服务业显性比较优势测算——基于前向联系增加值出口

基于"前向联系增加值出口"方法,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服务业细分产业层面及按要素密集度特征分类层面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_F),并同基于"总出口"1的比较优势指数(RCA)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比较优势集中在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且实现了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的转变;劳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均尚未取得比较优势,但是有迹象表明三个领域的比较劣势有改善的趋势。与基于前向联系增加值出口核算结果相比,基于总出口核算结果"高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其中对建筑业和零售贸易两个部门的估计偏差最大;同时,在资本、知识密集型两个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现象。     

基于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地位比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重构和调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被赋予新的内涵。文章从中间产品和增加值贸易视角,基于WIOD数据库和WWZ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制造业国内增加值DVA和RDV比重上升,国外增加值FVA比重下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多环节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2004-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度缓慢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下降态势,但前向参与度上升,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提升;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在参与分工中价值链提升及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资源禀赋和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度差异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地位;计算机光电设备、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前向垂直专业化(VS1)程度有所上升,从依靠进口中间产品逐步向生产中间产品出口国位置转化。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的30164个样本,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具有正向作用,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促进了原有出口企业的出口额增加,同时也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参与出口;在影响程度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集约边际产生的效应大于扩展边际,即促进出口企业增加出口额的作用更加突出;从不同区域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加明显.     

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影响因素分析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实现耦合发展是中国破除经济发展相对困境的重要路径。采取协调度指标分析后发现,中国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程度不高,且发达区域的耦合程度显著高于欠发达区域。构建数理模型,从动力层面实证分析了影响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的因素,表明市场动力、内生动力对全国及各区域的影响较大,而内源动力、外部动力、竞争动力、政策动力的影响较小,并从挖掘内生动力、激活内源动力、拓展市场动力、引导外部动力、刺激竞争动力、调整政策动力等方面提出了加快耦合发展的对策。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1992-2002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基于列标尺量模型的分析

 摘　　要:为测定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动，本文创建了一个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列标尺量模型。它将部门的结构系数变动分为直接产品消耗系数的变动和增加值结构系数的变动。该模型对中国1992-2002年间部门结构变动作了计算分析，主要结论是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结构变动中，农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加工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及商业饮食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增加值结构系数的变动，但直接产品消耗系数对其他工业、建筑业、食品制造和烟草加工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的影响也逐渐显著，列标尺量模型的提出为产业的规划调整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依据。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结合投入产出表,在考虑到加工贸易后,构建并测算了1992-201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及国内技术含量的贡献指数;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总体上呈现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而国内技术含量贡献指数总体上趋于下降。(2) 对于复合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而言,其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即国内技术贡献度普遍较低。（3）FDI对于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进口贸易则显著为负;资本在长期内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和研发有助于促进行业FDI的技术外溢。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

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四维分析

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产业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UIBE GVC数据库中的ADBMRIO表从制造业的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和融合性四个维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耦合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增加值贸易分解法对相关指数进行修正，使其可以准确反映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关系的真实情况。随后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两个视角出发，进一步对中国与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4个制造业产业自2010-2017年间的耦合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在总值贸易视角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可以保持良好的耦合性，但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耦合水平出现恶化；从细分区域来看，无论在总值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内具有良好的耦合性，而中东欧地区与中国制造业的耦合性表现则最不理想，中亚和南亚地区均表现一般；从细分行业来看，在精炼石油、木制品、纸制品、皮制品等行业中，双边具有相对较好的耦合性，各国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最后，针对如何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问题，本文从竞争、互补、依存和融合四个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合作、提升双边制造业耦合水平的建议。     

国际商业周期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国际商业周期变化对中国出口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在重力方程中引入不可观测的周期性因素,用于分析中国出口的变化及其决定因素。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允许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具有个体异质性,因此更具一般性,也更符合典型贸易事实。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Pesaran (2006)的异质性面板、Bai（2003）的共同因子等新提出方法分别估计重力方程和周期性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具有明显的供给推动特征,国内产出是引起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国外产出和汇率是导致出口波动的重要因素;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因贸易伙伴而异,中国对美国、日本等贸易伙伴的出口受周期性影响较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冲击在2009年还将进一步显现。     

中国交易费用测度与经济增长

新制度经济学是以交易费用、产权和契约理论为分析基础的。在这三大理论基点中 ,惟有交易费用可进行量化研究。但由于对交易费用的研究角度不同 ,对交易费用概念的认识不一致 ,直到 1987年 ,才有华列士 (Ｊ .Ｊ .Ｗａｌｌｉｓ)和诺斯 (Ｄ .Ｃ .Ｎｏｒｔｈ)对美国 1870～ 1970年的交易费用变化状况的研究问世 (Ｊ.Ｊ.ＷａｌｉｉｓａｎｄＤ .Ｃ .Ｎｏｒｔｈ ,1987)。华列士和诺斯从考察经济活动及其主体出发 ,将人的经济功能分为交易功能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和转换功能(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