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效应研究

文章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特点，从市场波动状况、资产流动性状况、投资者情绪及资产泡沫化程度四个维度，选取相应的基础性指标，分别合成我国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及银行部门的压力指数，用来测度各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水平。然后运用DY溢出指数法测算各市场间的压力溢出水平及方向性溢出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压力溢出网络，以分析系统性风险跨市场传染的静态和动态机制。结果显示：从静态视角看，股票市场的压力净溢出水平最高，是我国金融网络的核心；从动态视角看，我国金融市场总体的压力溢出指数呈现较为平稳的变动趋势，但重大经济金融事件会导致其发生异常波动；通过对金融市场四个异常波动时期压力溢出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网络核心会因重大经济金融事件的冲击而发生变动，并且单一市场在金融网络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出现下降。     

股票市场与黄金市场收益率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GARCH族模型研究股票市场和黄金市场收益的波动性、波动的非对称性以及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股票市场和黄金市场的收益率均存在显著的ARCH效应;(2)GARCH(1,1)模型能够很好地消除两市收益率的条件异方差性,方差方程中的ARCH项和GARCH项的系数之和接近1,表明冲击对条件方差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持续性;(3)两市均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所不同的是股票市场中坏消息引起的波动比同等好消息引起的波动要大,而黄金市场中好消息引起的波动比同等坏消息引起的波动要大;(4)股票市场和黄金市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是不对称的、单向的。黄金市场的波动能够引起股票市场的波动,而股票市场的波动不能引起黄金市场的波动。     

美元指数与中国股价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0年1月4日至2014年7月4日上证综合指数和美元指数的日交易数据,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与结束等关键时间节点划分时期,使用二元BEKK模型考察各时期上证综合指数与美元指数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制度和金融危机对上证综合指数与美元指数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有显著的影响,构建中关两国之间良好的信息传递渠道十分必要,而更为灵活和富有弹性的汇率则更加有利于我国股票市场充分反映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     

基于二元POT极值模型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依性分析

文章运用二元POT极值模型考察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相依性,刻画相应市场极端事件的相依区间.实证结果表明,代表货币市场流动性的7天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分别和代表债券市场的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代表股票市场的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尾部之间存在着正的渐进相依性,表明极端情况下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间存在关联性.shibor作为基准利率实现了一定的金融资产价格发现功能.当货币市场流动性出现紧张的时候,通过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性资金可以缓冲一些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紧张.通过两组市场共同极值点时段,我们发现2011年和2013年的年中和年末的两个时段,市场间的关联效应比较明显.     

中国股市高阶矩风险及其对投资收益的冲击

本文首先建立NAGARCHSK模型,推算市场收益率的条件高阶矩序列,在此基础上建立引入高阶矩风险的收益-风险时变四因子状态空间模型,并基于2000-2016年中国股票市场的收益率数据,实证探究不同时期市场高阶矩风险对投资收益的冲击.结果显示:我国股票市场收益受到高阶矩风险的影响,并且条件高阶矩序列表现出时变和波动聚集的特征,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的重大风险事件均会使股市收益的条件高阶矩序列出现持续的异常波动.在未出现极端金融危机的稳定时期,市场收益率的条件方差会趋于对投资收益产生正向影响,条件偏度和条件峰度对投资收益的影响在正向和负向之间不断交替,增加了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然而在全球性的极端金融危机时期,市场收益率的条件方差会转而对投资收益产生负向影响,条件峰度则会对投资收益带来持续的正向影响.     

上海金属期货与现货市场非对称波动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运用二维非对称BEKK-GARCH模型,考察了上海金融期货与现货市场间收益率的非对称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铝期货与现货收益率间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而铜期货与现货收益率波动溢出效应不显著;铜、铝期货、现货市场间都存在双向的波动非对称效应,都对来自对方市场的"消息"的冲击有显著的反应.     

我国国债市场分割下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以银行间国债市场和交易所国债市场的市场指数为分析目标,运用Hamao等(1990)的单变量GARCH模型两步法,考察我国国债市场问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检验期内,我国国债市场的价格对信息的反应不灵敏;外部冲击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具有持久性;信息流动是单向的,银行间国债市场的波动冲击会影响到以后交易所国债市场的波动,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波动冲击不会对以后银行间国债市场的波动产生影响.     

基于RT-GAS Copula模型的经济金融行业非对称相依性及风险溢出研究

考虑到实体经济行业与金融行业间的相依关系存在杠杆效应，本文采用GJR门限结构将杠杆效应纳入包含高频信息的广义已实现自回归得分Copula(GRAS Copula)模型中，构建广义已实现门限自回归得分Copula(RT-GAS Copula)模型。利用RT-GAS Copula模型揭示实体经济行业与金融行业间时变相依关系对行业收益的非对称响应，并进一步分析经济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的非对称性和时变特征。研究发现：各行业间的相依关系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某一行业收益的上涨和下跌对该行业与其他行业间时变相依关系的影响是非对称的；行业间的相依关系会受到国家调控政策和各类市场风险事件的影响；行业间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存在非对称性，且会受到严重风险事件的影响。此外，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当行业间相依关系存在显著杠杆效应时，RT-GAS Copula模型的拟合和预测能力优于现有时变Copula模型。     

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间国债收益率的影响

文章采用VAR建模方法,将国债指数收益率与5个经济变量作为一个动态系统,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技术考察银行间国债财富指数波动过程中来自经济变量的冲击,分析了经济变量对国债指数收益率的影响程度以及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经济变量因素对我国银行间国债市场的影响较为明显,市场上对于通货膨胀风险的补偿要求较高,与股票市场"跷跷板"效应明显,投机风险较大;从各变量影响国债市场波动的相对重要性来看,股票收益率变量排在第一位.     

中国股市波动率与收益率的因果关系研究

文章以上证综指2000年到2008年高频数据为例,基于Dufour、Taamouti(2010)测量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关于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向量自回归线性模型,用来测量和比较了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率之间的动态杠杆效应、波动率反馈效应等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无论是对已实现波动率还是对二次变差前三天都有较强的动态杠杆效应,而波动率反馈效应在所有的时间跨度上都可以忽略不计,并且收益率和波动率之间的瞬时因果关系在有些时间跨度上较显著.     

金融危机和地产调控冲击下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的波动性研究

本文采用股票指数数据，通过BEKK—GJR—GARCH模型考察了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的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了在金融危机发生的特定时间窗口下，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此外，本文在引入表征危机事件和地产调控冲击的虚拟变量之后，考察了冲击对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波动性的影响。本文的实证模型考虑了非对称性因素并采用广义误差分布（GED）处理“厚尾”问题，是对现有研究范式的有益探索。本文的实证结果认为，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均值溢出效应的存在不甚稳健，但两种溢出效应都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地产板块对整体股市的波动溢出持续性很小，但冲击会加剧波动，反之整体股市对地产板块的则具备持续性，冲击更强烈。波动溢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期间存在变化，尤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直接冲击作用都更弱了，可能由两市场联结减弱导致，但非对称性依旧突出。引入表征事件冲击的虚拟变量后，估计结果能够显示出危机和地产调控对于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的波动性存在明确影响：直接来看，2010年的房市调控影响幅度最大，超过2015年股灾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点值得房市调控政策制定者注意；间接来看，六次事件中的五次均对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的相关性有影响，普遍性很高，由此，风险监管层有必要关注不同冲击下股市内部相关性的变化。     

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ΔCoVaR度量技术

采用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ΔCoVaR度量方法,以动态参数Copula模型描述金融变量间的相依结构、以GARCH类模型描述各金融变量的边际分布,通过构建的联合分布计算ΔCoVaR。利用此方法度量中国大陆与美国、香港的股票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实证结果表明:通过此方法计算的ΔCoVaR能同时反映时变波动性与时变相依性,可更灵敏准确地度量危机时的极端风险溢出。     

基于经济金融关联网络的我国系统性风险防范研究

如何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系统性风险的源头究竟在哪?传导机制又如何？目前还没有定论。现有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成果大多关注于金融行业内部，忽略了实体经济在系统性风险传递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防范系统性风险真的仅限于金融行业吗？本文从经济金融关联网络视角出发，以我国整体经济领域中各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性风险度量新方法——TENET构建2002-2017年我国行业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网络，在此基础上对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水平以及传导结构特征进行全面地考察分析，并为科学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有效建议。研究发现：（1）我国行业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的总体水平在金融危机或市场过热期间显著增强，同时各行业系统性风险输出与输入水平的时序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输出水平大幅波动而输入水平呈平稳状态；（2）信息技术、房地产和材料行业不仅是主要的系统性风险源头，而且容易受到其他行业风险外溢的影响，是整个经济金融关联网络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三个行业，同时各行业的系统重要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3）虽然金融行业在整个经济金融关联网络中的系统性重要性仅排在第四位，但是金融与房地产和能源两个行业具有长期较强的双向风险溢出关系，而且金融与房地产之间的双向风险溢出强度在系统性风险溢出网络中居首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提醒监管部门防范系统性风险要立足全局视角，正视金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过度高估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地位，同时要找准风险源头行业并对其做好前瞻性调控，尽可能避免风险的产生，并在风险传递初期切断风险溢出的路径避免风险大规模蔓延。     

中国宏观经济对沪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AR（k）-MGARCH—BEKK（1，1）模型

本文基于VAR（k）-MGARCH—BEKK（1，1）模型和Wald检验探讨了2003—2008年期间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汇率、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增长率、M0、宏观景气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对沪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除了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和M0之外，其它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率（速度）均对沪市收益率产生显著的、直接的波动溢出效应。     

基于函数型自适应聚类的股票收益波动模式比较

股票收益波动具有典型的连续函数特征,将其纳入连续动态函数范畴分析,能够挖掘现有离散分析方法不能揭示的深层次信息。本文基于连续动态函数视角研究上证50指数样本股票收益波动的类别模式和时段特征。首先由实际离散观测数据信息自行驱动,重构隐含在其中的本征收益波动函数。进一步,利用函数型主成分正交分解收益函数波动的主趋势,在无核心信息损失的主成分降维基础上,引入自适应权重聚类分析客观划分股票收益函数波动的模式类别。最后,利用函数型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类别收益函数之间波动差异的显著性和稳健性,并基于波动函数周期性时段划分,图形展示和可视化剖析每一类别收益函数在不同时段波动的势能转化规律。研究发现：上证综指股票收益波动的主导趋势可以分解为四个子模式,50只股票存在五类显著的波动模式类别,并且5类波动模式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本次研究区间的初始阶段。本文拓展了股票收益波动模式分类和差异因素分析的研究视角,能够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策略制定和证券市场的投资组合配置提供实证支持。     

非同步交易与信息传导：中美股市关系研究

 中美股市之间存在非同步交易问题,直接利用收盘价建模会得到偏误的结果,因此本文利用隔夜收益率和开市收益率对非同步交易下的中美股市信息传导模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两国股市开市收益率变化均表现出波动聚集特征,而且均只在开盘时对另一方市场的交易信息作出反应,其中,我国股市开盘时受到的美国股市的影响,大大强于我国股市对其开盘的影响;并且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这种影响愈加明显。但中美两国股市开市交易期间的相互影响均不显著,不存在收益和波动性的信息传导关系。     

股市危机中股指期货应该限制交易吗——基于2015年股市危机的实证分析

利用上证50、沪深30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合约及其相应指数的高频数据,克服了传统BEKK和DCC模型的不足,通过建立VECM-DCC-VARMA-AGARCH模型考察股市危机期间中国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信息传导关系与风险传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股市危机期间股指期货具有很强的价格引导和风险传染效应,股指期货的持续波动加剧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波动。因此,提出风险传染效应与市值规模相关、非对称效应和非预期冲击效应与市值规模负相关、波动的风险传染效应与市值规模正相关。危机时期,应抑制股指期货市场上的过度投机,对股指期货采取限制开仓、提高交易保证金和交易手续费都是正确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建议监管当局健全股指期货和股票市场交易制度。     

预期引导、政策冲击与股市波动——基于文本分析法的异质性诊断

防范股票市场异常波动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关键一环。货币政策实践中,预期引导与政策冲击对股市波动的实际影响和传导机制迥然不同。现有文献对两者之于股票市场波动 的异质性影响多有讨论,但分歧明显。基于2005年到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货币政策大事记》,本文分别构建表征货币政策预期引导强度和实际操作频度的代理变量,对上述指标之于同期A股市场主要行业指数的波动性影响做了多维诊断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引导效应和政策冲击效应对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预期引导有助于平抑市场波动,而频繁调控则会放大股市波动。第二,预期引导的明确性会制约其对股市波动的平缓作用,货币调控意愿的表达越明确,越有助于平抑股票市场波动;而更坚决的“严厉型”表述比态度相对温和的“温和型”表述能够更显著地平抑股票市场波动。第三,实际操作频度对股市波动的放大作用受制于具体调控方向,宽松型调控的频率上升仅会小幅放大股市波动,而紧缩型货币调控则会大幅抬升股市波动性。由此,从平抑股市异常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强化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比相机抉择的频繁调控更为重要;在预期引导过程中,应当增强调控意愿表达的明确性和坚决性,以限制其对金融市场运行带来的扰动。     

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率的多重分形分析与实证

我国股票市场波动表现出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文章采用多重消除趋势波动分析法(MFDFA),对沪深股市四个主要指数的日波动率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沪深股市四个主要指数的日波动率时间序列均表现出多重分形特征,且上证指数和中证500指数日波动率序列相对于其他两个指数日波动率序列表现出更强的多重分形特征。各指数日波动率时间序列的多重分形特征均是自身的长程相关性和波动的厚尾分布共同作用的结果,且波动的厚尾分布对原始序列的多重分形特征的影响比长程相关性大。     

基于国际资本多重动机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路径识别

本文采用最新一代的SRISK方法测度了G20国家605家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并设计提出了基于高维的时变参数外溢网状矩阵,识别了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传染路径和传染源。研究发现,各国系统性风险呈现明显增强态势,在危机时刻具有较强同步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系统性风险同步激增。而欧美等发达金融市场更容易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源,其中,美国溢出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输出方;反之,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成熟度与放开程度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因此,更多地扮演着风险吸收方角色。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流动骤停强化了系统性风险跨国别传染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国际资本流动的套利和套汇动机则是影响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的两个重要渠道,特别是,债券市场暴涨所引发的套利行为对吸收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而汇率升值超调引发的套汇行为则会增强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此外,套价动机并未对系统性风险传染产生影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各国的股票市场相对债券市场较为封闭,这势必隔断了套价行为对系统性风险传染效应的影响。最后,基于全球研究结论提出中国防范外部系统性风险冲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