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不同于存在重复统计问题的现行总值核算方法,本文基于区域流出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框架,重新构建了增加值核算下的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分别对经济周期联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验证了Frankel-Rose效应的存在和国内区域分工的替代性特征;从“地理偏好”角度,本文发现增加值供求的地域特征会强化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进一步,“第三方效应”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很大程度经由国内其他区域传导经济波动,而价值链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则基本不受第三方效应的影响。     

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综合就业效应测算

文章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出发,通过构建2012年和2015年中国区域-世界投入产出嵌套表,结合增加值贸易的就业投入系数,测算并比较分析了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就业创造、就业溢出和就业反馈效应。结果显示:考察期内中国区域增加值带动的就业效应主要源于国内贸易,且从发展趋势来看,对国内贸易带动就业的依赖程度在进一步上升;中国区域增加值贸易带动的就业效应多表现为就业创造>就业溢出>就业反馈,其中直接带动的就业创造效应开始减弱,间接带动的溢出及反馈效应成为区域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整合优化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作为就业"稳定器",稳步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作为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和促就业的"助力器"。     

数字经济对三重价值链协同发展的影响

探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我国各省内、国内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对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嵌入式世界投入产出表，并以此为基础对数字经济规模及价值链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各省份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价值链关联度和生产技术水平是该影响的中介变量。在异质性方面，服务业数字产业化以及制造业产业数字化促进各省份协同参与三重价值链的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各省份价值链后向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前向耦合协调度，在东中部省份以及农业采选业服务业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我国应抓住经济发展新机遇，借助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各省份协同嵌入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结构分析与主导因素识别——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了2001—2014年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单位出口获利能力低于美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使得两国的贸易结构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在对增加值贸易构成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并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下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外最终需求、生产网络上游因素分别是推动中国和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的主导因素。此外,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扩大主要是由生产网络上游因素驱动的,生产网络外最终需求则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多元化匹配,进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的测算及变动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反映数字贸易依托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将数字化分工、传统分工以及融合分工价值链纳入到统一的生产分解模型，直观地测算出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研究发现：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占全球价值链的比重显著提高，全球数字价值链分工格局具有典型的聚集效应和阶梯分布特征，中、美、德等国家在全球数字价值链中获利能力较强，高技术制造业部门是全球数字分工中增加值最为集中的部门；最终需求变化是驱动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演变的重要因素，但在产业影响层面差异较大；全球数字价值链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新冠疫情对全球分工体系的冲击，起到了全球分工体系调整“稳定器”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研判全球数字价值链分配格局，分析数字经济下全球分工新格局趋势提供重要的参考。     

中国国家价值链：区域关联特征与增加值收益变化

本研究通过1997、2002、2007、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中间品关联、增加值关联、投入产出关联三方面的视角度考察了中国8大区域间的国家价值链（NVC）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并测算了不同地区参与NVC的增加值收益变化。研究发现,无论是中间品关联,还是增加值关联,中国8大区域间的关联程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当然,不同地区也呈现分化现象：西北、京津、中部地区的国内中间品关联指数更高一些,而东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该指数更低一些;京津、西北地区的增加值后向关联指数较大,而中部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的增加值前向关联指数较大。从投入产出关联视角看,中国8大区域的上游度指数与下游度指数在1997年时均超过2,而且1997-2012年间,更多地区的上、下游度指数呈现上升态势。当然,从区域的角度考察,中国国内价值链不具有明显的“微笑曲线”特征。从参与NVC的增加值获益率上看,则是内陆地区普遍高于沿海地区,但随着参与GVC程度的增加,各地区从参与NVC的增加值获益率有下降的趋势。     

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与事实

尽管国内价值链战略被视为助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受制于忽略异质性的不足,已有研究很难进行企业层面的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汲取增加值贸易与微观计量的双重优势,整合2002年、2007年、2010年、2012年省(区、市)间投入产出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海量信息,构建了一个可以连接新新贸易理论与国内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大幅提升,但是提升背后隐藏着偏好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倾向;进一步考虑贸易类型、区域空间与所有制差异,也未改变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上述倾向;由于在位效应(存活企业的平均加权变动)构成了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偏向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主要原因,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整合存在着循环累积的低端陷阱。本文的以上发现不仅补充了国内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同样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实参考。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综述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兴起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因能消除传统贸易的"统计幻象"、准确核算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利得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贸易价值增值的视角,梳理了以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研究成果。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对垂直专业化的测量及其发展、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增加值核算理念的差异、以及它们与传统总值贸易核算的区别与内在关联等方面进行了概括与总结。     

中国CO2排放变动的结构因素分析——一个包含贸易结构的分解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出2002-2007年度中国隐含碳排放总量和分部门的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法研究了排放强度、生产技术、国内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五个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排放强度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动是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生产技术、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从部门结构上看,贸易结构因素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分布特征的变化,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贸易结构的变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小;另外,虽然直接碳排强度明显下降,但受碳排强度因素和生产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完全碳排强度却几乎没有变化,反映出能源政策在各部门的实际效果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建筑业碳排放效应测算

文章利用STIRPAT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提出直接碳排放效应和间接碳排放效应用来测算综合碳排放效应.通过行业的碳排放量和行业增加值之间的回归分析测算出直接碳排放系数,再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的完全消耗系数乘以行业的直接碳排放系数,两者相加得到综合碳排放效应,此种方法成功的回避了投入产出表编制量少及以往研究中缺少对二氧化碳吸收方面的弊端.并且通过2004-2012年碳排放量和人均产业增加值及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得出实证结论:2005年、2007年及2012年中由于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的作用使得建筑业人均产业增加值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就会综合引起碳排放量变化了21.29、25.80及25.69百分点;建筑业间接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较大;并且农林牧渔业消减了总效应的30.57％、8.19％和9.44％.     

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测算与演变探析

在进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格局下,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难以持续增长的深层次因素需要从出口国外增加值的演变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本文根据出口中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国家间增加值的核算平衡关系建立生产核算模型,直观地测算了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将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变化分解为进口国增值能力、进口国技术水平、国际贸易联系、我国技术水平、出口水平变化五部分,并讨论了我国出口边际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沿着二元边际变动是影响我国出口国外增加值变化的最主要原因。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分析出口边际的变化,通过对比不同技术水平企业发现,国际贸易环境、规模经济和政策扶持仍然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持续出口的外在条件,而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因素则为我国高技术企业在海外市场生存提供了内在动力。     

中国工业进出口贸易隐含废水排放动态变化分析

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国内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贸易隐含废水为代表性指标,运用投入产出法,基于OECD数据库提供的2004-2011年连续投入产出表以及分行业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了中国工业行业进出口和进口中间投入的隐含废水排放量。研究表明:2004-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废水排放强度有显著的下降趋势;工业进出口的生态逆差量呈现"N"型变化趋势,且中国工业净隐含废水排放行业集中度较高,排放量前八的行业总计占工业净隐含废水排放量的82%左右。同时,对进口中间投入的分析发现,进口中间投入产品年均减少废水排放量高达324 463万吨。据此提出降低贸易隐含废水排放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研究——基于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利用OECD行业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投入产出表,结合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3.1),编制了中国2005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依据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利用所编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规模。结果表明,中国2005年对外贸易出口隐含碳21.48亿吨,约占碳排放总量的38.8%;进口隐含碳16.81亿吨,相当于碳排放总量的30.4%;碳排放贸易余额4.67亿吨,为碳排放总量的8.4%。与之相比,利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测算结果受到"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该效应占到出口碳排放量的20%,反映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在分析对外贸易隐含碳中的优势。     

对外贸易隐含SO2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研究根据中国2002、2005、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S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SO2,相关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隐含污染物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三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污染物的贡献大小。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至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SO2顺差;迅速增长的贸易规模是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物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进导致的SO2排放强度下降抑制出口贸易隐含SO2增加,而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三区域产出溢出反馈模型基础上构建出衡量中美经济增加值和就业联系的测度方式,全面透视了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依存关系。结果发现：①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国最终需求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在近期存在下降趋势。同时,中国的最终需求为美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而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的就业影响在近期处于下降阶段。②就双边贸易而言,中美贸易对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具体到产业渠道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影响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纺织服装以及皮革制品,批发贸易（汽车和摩托车除外）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主要影响美国的法律、会计、总部及管理咨询,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作物和畜牧业,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     

中国居民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碳排放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中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消费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通过产业间的带动作用对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文章构建了碳排放预测的计量投入产出模型,预测了2011年分产品部门的居民消费支出对碳排放的拉动作用,并分析了其碳排放的成因。结果表明,减排重点部门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而其碳排放主要通过消耗煤炭而产生的。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