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藏》校点疏误例释

指出了《中华道藏》中校点的几处疏误：《正一法文经章官品》中“中外强徉”之“徉”当作“”,为“”之形讹,“”是“祥”的换旁俗字;《陆先生道门科略》中“三官遣考,召君史潜守门户”中间不应点断,“史”为“吏”之形讹;《洞玄灵宝五感文》中“动生怨怪”之“怪”当作“恡”,为“悋”之俗字;《老君音诵戒经》中“吏兵、管护者哉”中间不当断;《太上老君戒经》中“不欲人在已先病者”之“已”为“己”之形误;《女鬼青律》中“食寅”不辞,“寅”与“肉”之俗字形近而误。     

曹本《续复古编》概说

《续复古编》是元代曹本编撰的一部“复古”类专书，曹本在《说文》小篆的基础上，广泛搜求典籍用字、器物款识、古文奇字以辩证俗字、讹字。《续复古编》的字形在构件、结构、书写等方面与《说文》小篆有明显差异，可据以比勘古文字、校正《说文》字形；从学史来看，《续复古编》是元代的一部重要字书，是研究当时正俗字观念的重要参考；《续复古编》中所使用的一系列用语也是研究当时字际关系的切入点；它对汉字形、音、义的辨析充分体现了“一点一画皆有意焉”的理念，也是当今识字教学所应注意者。     

《说文解字》重文考略

《说文解字·自叙》中记录共收汉字9353个,重文1163个。我们通过对中华书局1963年版《说文解字》的核查,共得到所录汉字9400个,比《自叙》中所说的多出47个。重文1267个,也比《自叙》中所说的多出104个。其中古文436个,籀文213个,或体544个,篆文36个,通人说18个,俗字15个,奇字3个,秦刻石2个。     

《说文解字诂林》引经类文献略考

《说文解字诂林》引经类文献有21种。文章对这些文献进行目录学梳理,并从考辨字形、训释字义以及形义兼考三个方面对其分类,考察其特点,认为,这些文献反映了清儒对《说文》引经问题以及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差异的认识,其研究方法与结论对后世研究《说文》引经问题很有启发。     

欧阳询行楷《千字文》俗字与敦煌俗字特征考辨

本文是在《欧阳询行楷〈千字文〉俗字与敦煌俗字異同考辨》①一文之后续补而成,主要探讨了"俗省一橫"、"俗省一竖"、"俗省多画"、"俗增笔划"、"俗改结构"、"俗改部件"、"杂类俗字"等七个类别的特征俗字。通过俗字、避讳字字形的比较来判断作品真伪,并由此证明书法家亦未能免"俗"。     

说“■”

《说文·殳部》:“(?),从上击下也.一曰素也.”新旧字书、韵书均只照录《说文》而没有任何关于本义的注疏以及例证的补充.以此,人们颇疑《说文》或系收录了一个早已失去生命力的“死”字.其实不然,这个“(?)”字至今仍然“活”着,只是知道它的人已不太多罢了.“(?)”的字形出现得很早,甲文中就有了“(?)”(前五·四一·八)“(?)”(菁三·一)等字形.这些字形,绝大多数为商代卜人的名字(见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与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三),另外也有作邑名的(见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     

郑氏字学抉要

郑氏文字学尊许,考字以《说文》为准.《说文逸字》志在恢复本书之旧;《说文新附考》判断徐氏新附字、《汉简笺正》考辨郭氏“古文”,俱以《说文》为正.明正俗乃是郑氏字学的要旨,方言、异字、释佛书、辞章体物字率多著俗,固所不许;但以考辨正俗,推绎俗字孳乳,揭橥赋家用字之秘.而辨形则明字体演变,审音则使辨形精到,明义则资名实考证...     

从字形学看《说文》省声字

一千八百年前,东汉许慎写了一部《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这是我国第一部有严整体例的古文字字典。《说文》以小篆为主体,以“六书”为理论,在分析字形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说解体例,“省声”就是许慎提出来的一种“字例之条”,它对我们认识省声字的来龙去脉,以及认识这一部分字的简化规律,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字形之差异及其原因初探

敦煌俗字产生年代起于西晋延至北宋初年（咸平五年）,其中大部分俗字产生于唐五代时期。宋本《玉篇》是中古到唐宋时期历史汉字汇集之大成者,对其间各个时间层次的历史汉字进行了定型规范,其中亦收录一百多个俗字。本文以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为例,通过俗字字形再现的方式,从笔画、构件、造字模式三个层面考察两者在字形方面的差异,总结差异规律,并探寻差异原因之所在。宋本《玉篇》作为传统正字学字书所具有的规范性,决定了其在收录俗字字形方面的不全面性。宋本《玉篇》是与传统的正字学一脉相承的,这就说明其主要任务在于收录规范社会用字的正字。而魏晋六朝社会用字混乱的状况亦在客观上推动了这种＂规范＂行动。敦煌文献并不仅仅只有佛经文献,亦有许多通俗变文、蒙童识字读物、账本等,而其书写者的身份和地位更是庞杂繁多,使得敦煌俗字字形繁复多样,由此导致其与字形单一的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写本文字是手写文字,相对于印刷文字在字形上有着比较大的随意性。而＂写本时期＂正处于汉字书写无定格,讹俗随发,形体混乱至极之时,这时的俗字既有继承沿用,又有创新与罢用,每每具有其时代特色。于是作为写本文字之一的敦煌俗字便具有了较大的随意性与独特的时代性,由此形成与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     

转注管窥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第一座大厦,而他的“六书”说,则是这座大厦的骨架。可是“六书”中的转注一项却是自来聚讼纷纭,历千余年而不息。现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和古韵学研究的进展,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本文试图利用古文字的有关资料和古韵学的某些成果,对这个问题作一探索。 许慎在《说文·叙》中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由于这个定义文辞简约,语意欠明,以致引起后人争议不休。据曹仁虎在《转注古义考》中统计,自晋以下说六书转注者共二十余家。近人高亨又据《说文诂林》所记把转注说归纳为十八种。(《文字形义学概论》)如果我们再行约并一下,则可分成四派,即主形派、主声派、主义派、兼顾派。     

说“”

“牛字”是一个正字 ,义为母牛 ,“牛孛”则是“牛字”的讹俗字。刘师培《左外集》、《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在这一问题上有疏失     

许慎的六书“转注”说

六书的“转注”,也是以形表意的汉字的一种表意方式。这种表意方式,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字分别表示同一事物,这就是《说文·叙》所说的“建类一首”。“类”,当解释为事物之首,“建类”即用不同字形表示相类的事物;“首”,当解释为事物之首,一首”即那些相类的事物原来是同一个事物。正因为用不同的字形所表示的相类事物原来是同一个事物,所以这些不同的字形的意义才完全相同,才可以展转相注,这就是《说文·叙》所说的“同意相受”。     

《说文》互训述评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分析字形的专书,并且是汉语语言学史上一部训诂名著,正如许冲《上<说文解字>表》所说:“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至于释义方式,汉代训诂学初建规模,而许慎则     

《新撰字镜》与汉语俗字研究

日本平安时期的古辞书《新撰字镜》收录了许多汉语俗字,是俗字研究的重要材料。由于作者是用汉文撰述,中间不乏中国文献中失传的文字,而在抄手笔下又不时出现一些俗字,有不少因字形接近而混、不辨正俗而混或因抄手笔误而发生的讹混,也有因书写变异造成的同形字。依据《新撰字镜》的文字材料,不仅能与敦煌、碑刻等出土文献中的俗字进行比较研究,还能补充中国大型字书中的一些失收字,有助于汉语文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说文“一曰”义论析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说文》在对所收正篆的字义作说解之后,有时还缀以另一种说解,并冠以“一曰”、“又曰”、“一名”、“一说”、“或说”、“或曰”等字样。其中冠以“一曰”者最多。据笔者对大徐本所作统计,《说文》9353个正篆中,661个正篆下有“一曰”715个。也就是说,《说文》7.6%的正篆下附有“一曰”。附有“一曰”的正篆下,大多只附一个“一曰”,少数的附有二个、三个,甚至四个。(如《说文·水部》:“潛,涉水者。一曰藏也。一曰汉水为潛。”《木部》:“械,桎梏也。一曰器之总名。一曰持也。一曰有盛为械,无盛为     

段玉裁《说文解字》述评

后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巨著。—千八百多年来,在研究它的专书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被公认为权威性著作。朱骏声《段注拈误》说:“治《说文》者,精审无过段氏。”这个评价是公允的。正因为段书有这样崇高的声誉,近两百年来,补正它的著作有十几种,大约可以分做两派:一派是存心和他作对的,说他“武     

汉字讹变三题

一、讹变与简化汉字字形在演变过程中,突破六书原则,失去结构原意,并不就是讹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改造,而简化,是字形改造的主要内容之一。分析汉字讹变现象,应防止误认简化为讹变,否则,就会夸大讹变的数量,就可能在具体的文字现象中,不自觉地低估了人对文字的控制作用。讹变与简化有表面相似之处,但原因和本质绝不相同。简     

“六书”中的两个矛盾——转注、假借新论

传统文字学的核心是“六书”,“六书”中说解最纷纭的是“转注”和“假借”两书,本文想从新的角度给这两书作些新的解释。“六书”是西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家接受古代遗产时从研究、比较篆文字形里归纳出来的六种“速字法”和“写词法”。“六书”一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六书”的细目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 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 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其次见于郑众的《周礼》注,所注“六书”名称、次序有的和班固不同,他说:“六书: 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郑众的“六书”都可能是从刘歆《七略》里接受来的,不过他们只列名     

依声托事考——依声托事的规律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我们这个汉字是怎么记录汉语的呢?古人“分文析字”,总结为六书,《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之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即指事)、假借、谐声(即形声)也。”象形、会意、处事三书是用图形来记录汉语的,是表意字。据统计:《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中象形三百四十七字,会意八百三十字,处事一百十九字,合计一千二百九十六字,占《说文》百分之十四。待记录的语言还很     

汉字字形教学法的革新

一.传统的汉字教学法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六书是对汉字字形的分析,这说明周代的汉字教学重视字形的分析。但是当时是否编有这种用六书分析字形的识字课本,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它没有流传下来。《汉书·艺文志》虽有“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的记载,但这部书早已亡佚。而秦汉以后的童篆识字课本多是一种几字一句,几句一韵的韵文,例如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急就篇》和《仓頡篇》残简,以及后代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宇文》等,都是把汉字编成韵文之类让儿童诵读,寓识字于诵读课文之中,而对字形的分析似乎并不重视。难怪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文字蒙求》自序中引用他的朋友陈雪堂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