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印象中的“乡下人”——基于1930年代青岛传媒的考察

“乡下人”一语大抵滥觞于明代的民间文学,是城里人对来自农村或集镇之人的俗称或农民的谦称,明清小说对其识见浅陋的描写和自卑谦恭的刻画,显示了城乡个体之间的心理落差,但尚未呈现出对乡下人的整体透视与排斥.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在探求国家命运的文化反思中,重新检视传统文化与中国农民,将“乡下人”群体纳入城市主流舆论中,原本着眼于居住地域或职业的群体称谓,逐渐被赋予愚昧、落后的文化标识.在青岛,乡村的破败、枯燥与乡下人的困窘、浅陋成为城市人的集体记忆.“乡下人”话语在近代青岛的聚焦与变化,折射出近代中国城乡间继经济发展、生活形态差距日益扩大的同时,城里人与乡下人两大群体间逐渐疏离.     

生命绿色的远景凝眸 ——论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生态意识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他从“人与自然契合”的生态理念出发，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着乡村世界与都市人生，在小说创作中凸现出鲜明的崇尚自然、敬仰生命、推崇自然人性和营造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的生态意识，具有独特的人类思考价值和文化批判意蕴。      

广告语言和民间流行话语（二）

二、民间流行话语融进广告语言所突显出的特点 （一）广告语言借助民间流行话语充分放大了广告的传播效应 广告语言借助民间流行话语，会在作为广告语言的使用中离散出许多发源自民间流行话语本身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微观特点；同时民间流行话语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广告语言借助民间流行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又会产生很多优势，我们称之为宏观特点。     

主流话语的生活化表达——《三里湾》话语类型与文本构成分析

本文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的生活化叙事与民间话语形态的采用并非是基于他的民间立场,而是将实现主流话语的斗争性方式转化为生活化的叙事,同时利用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中与主流话语具有同构性的因素来结构文本,通过主流话语对其它话语的渗透,从而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一意识形态审美化的创作目的。     

"乡下人"的精神诉求与文学想象--沈从文、师陀创作比较论

沈从文和师陀虽然风格迥异,却都以“乡下人”自居。作为都市里的“乡下人”,“怀乡”是其无法逃避的文化宿命,所不同的是,沈从文一心一意地建构“人性的希腊小庙”,而师陀则始终无法回避故乡衰败与凋零的现实;沈从文自觉地塑造理想中的“乡下人”品格,由此寄托他对中国社会人生未来的构想,而师陀则从对故乡丑恶人事的揭露和批判出发,转向了深沉的文化思考,将个体生命的感受与体验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融为一体。不论是沈从文还是师陀,他们均以“乡下人”表明其文化归属,其意义在于对于个体价值的坚守和对艺术风格的独特追求。他们作为“乡下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追求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融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价值·困惑·优化——基于文化分析的视角

融媒体在当下社会中的“本体论”意义赋予其对于社会文化生态、大众话语、交往关系及主体文化心理的建构性力量,且使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发生机理与作用机制实现了“文化渗透”转向.对融媒体与意识形态运作同构性的忽视,导致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一系列现实困惑,如后现代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愈渐窄化、微观叙事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话语极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境遇、新型文化景观的隐性意识形态属性鲜获关注等.优化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应当通过聚焦文化心理,在情感对接中形成意识形态的共情体验;赋能媒介话语,在微观编码中凸显意识形态的生活观照;依托仪式场景,在具象互动中实现意识形态的主体询唤等,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论”转向,有效提升融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度和话语影响力.     

镜子与他者

对唐传奇《古镜记》的阅读理解一直以来是在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器”与“道”的二元结构使得镜与道在话语中获得一种契合,镜子作为器的象征之物出现在两种话语之中：政治话语、亚宗教话语.当置身于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下阅读时,则凸显出镜像对主体形成规范、召唤、揪斗,直至最后的决裂.本文将文本置于东西方不同文化体系,解读因维度不同而导致的主体地位、主体形成及成长的方式、他者介入的方式等不同,来探讨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通过对这一关系的演绎得出他者之缺失的结论,并揭示出现行阅读理论的不足,呼吁对理论的完善.     

约翰·菲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述评

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是他在欧洲许多理论大家的理论资源基础上，根据他自己对大众文化的迷恋、参与和体验，以及他对诸多大众文化文本的提炼、分析和解读而得出的一种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他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方法和文本理论，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大众文化文本，并分析了大众文本阅读的愉悦和快乐；他借用布迪厄“趣味差异”的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考察了不同于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大众审美趣味和快感、狂欢的审美体验；他在斯图尔特·霍的编码/解码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电视文化理论和受众意义再生产的主张；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则为他的“文化抵抗”说提供了直接的理论灵感和理论资源。在为数不多的有关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自居边缘的文化策略——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动因论之三

现代湘籍作家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进行文学创作,其文化动因与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时代文化语境下的西方话语资源和来自民间的本土话语二元互动、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生活命运的改变以及与地域文化地位的因素息息相关.沈从文以"乡下人"作为自己文化身份的自觉选择、周立波自居"中心"而不能忘怀"边缘"、韩少功对"边际人"语言困境的清醒认识等都是时代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湘籍作家们自居"边缘"眺望"中心"的身份定位和文化选择.高度重视母语方言资源成为他们的共识,并由此开拓出一条条成功的泛方言写作之路.     

“民族经典”的构建与传播及其当代启示--《阿诗玛》60年命运沉浮

《阿诗玛》从民间叙事走向民族经典是建国后一体化政治的结晶。从艺术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角度考察《阿诗玛》“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发现，《阿诗玛》从民间走向经典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整理”“改编”“翻译”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导向、“集体创作”和媒体参与下的文化塑形过程，其间“新的人民的文艺”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制度性动力，而民族“元语言”叙事模式向多语言叙事模式的转变则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命题，媒体则通过“议程设置”不断地加强和再现了一种文化的话语地位。     

“五四”启蒙传统的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叙事，既回归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话语和国民性改造主题，又延续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阶级”“人民”话语并在“新时期’’路线话语中得以历史化展开。较之“五四…‘新时期”初期的启蒙叙事显示出一种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统摄下的选择倾向和问题意识。     

“草根性”生命形态与本土经验的文化想象——论陈彦的“舞台三部曲”

作为面向本土经验的文学创制，陈彦的“舞台三部曲”以“下沉”的方式参与到民间生活的内部，在汲取民间“草根性”原生情态的同时，传递着底层超脱苦难的原始生命力，这些可贵与自由的生命本然状态在超越戏剧领域外，指涉着民族精神中的恒常伦理与价值，呈现“变”与“恒”的辩证。在处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问题时，“舞台三部曲”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契机，以“经验”的真实关照和反思个体与时代之精神，形成了关于“中国经验”的文化想象，表现了在文化认同基础上重建“话语自信”的体量。     

论中国近代早期的民间排外与国民性

正如一个人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他的价值观念、情感系统、思维方式一样，一个民族的行为规范也总是在反复地和多侧面地显现着本民族通过长期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国民性。纵观近代历史，民间排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群体上虽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和特点，但民族性格就象一张无形而巨大的网，无所不在并在这些民间排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国民性是指从各种社会群体的有关“指数”中，所寻找出的民族文化的“平均值”，因此，出现与这种“平均值”不相符合的随意俯拾的若干例外，实属自然。…     

从“客观实在”到“话语”的变革——奥图泰尔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进路

批判地缘政治学是地缘政治学的新形式.奥图泰尔作为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代表性人物,将后现代主义分析和解构方法引入地缘政治学,通过分析“具体景观”、“选址”和“知识引用”的关系,提出地理是一种带有价值立场的地理知识或书写.在此基础上,他对话语生产主体和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出这种话语和书写的背后权力的运行和实施.同时,他指出从现代主义情境到后现代主义情境的过渡中,出现了很多新地缘政治话语,但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任务,始终是质疑这些话语背后存在的“地理-政治性”问题.奥图泰尔批判理论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将地缘政治理论视为话语和书写,并从话语建构过程中发现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他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批判方法,为批判地缘政治学获得更大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消费语境与新闻话语的建构

“新闻话语”作为一种社会话语，是新闻传播者与社会、公众、事件以及这些要素共同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相互沟通、对话所形成的意义建构物。新闻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形态，是当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不断地相互冲突，经过积淀以后形成的人类思想的“陈述整体”。在现代社会里，中心话语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是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强大的传播力，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形式，是凝聚人心和稳定社会的精神力量。而“平民话语”所代表的大众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营养源泉，又是主流文化的异化力量。如何正确处理好“平民话语”与“中心话语”的关系．是建构当代社会话语的关键。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     

论莫言小说世界的空间性价值

莫言在自己3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构筑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空间。在充满想象的话语叙事中,展示了特殊年代人生存的自然、社会和文化时空。小说描述了民间话语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在传统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莫言以历史文本的阐释者,探索具有本土色彩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生命之间的张力,从而建构起小说时空的辩证法。     

谁的正义？——试论莫言《檀香刑》中“正义”的错杂性

莫言的《檀香刑》借镜传统章回体形式和猫腔民间艺术，与其之前偏重汲取西方文学资源的创作相比，有较明显的改变，但不能将此简单地理解为向传统文化母体的回归。作者以酷刑、猫腔和中西双重语境下的身体话语为载体，策略性、多维度地思考文化的“正义”性，而以“正义”或“非正义”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来评定和统摄都是简单粗暴的表现。“酷刑”惩罚具有 “政治正义”的内涵，但行刑者作为生命体和民间社会中的一员，需要自我建构政治“正义”和道德“正义”的统一体。猫腔汇入大量异质文化，超越了单一的历史文化形态，莫言运用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质疑单一“正义”性思维和解构宏大叙事；莫言以个人话语为突破口，思索个人解放的“正义”性，借助身体欲望既凸显个人话语的“正义”，又反省了西方经济文化的偏执。本文将焦点置于莫言的“批判现实主义”理念上，试图勾勒莫言创作中“正义”观念表达的焦灼与内在困境。     

“情怀热”的文化分析与美学解读

“情怀热”是当下重要的文化现象。在文化消费语境中，情怀成为一种营销话语，导致其意义和价值的崩塌。“情怀热”投射出我们所处时代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生态，体现出文化生产与消费链条中各类群体话语权的博弈。面对“情怀热”，应批判的是由此引发的种种乱象，而非情怀本身。情怀话语应剥除过度功利化的营销外壳，回归审美人生的基本情境，搭建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的深层关系，构建更有价值的内涵体系，形成更有意义的应用场景，使人们能够依托情怀，实现个体精神自适与社会文化交往和谐。     

话语的博弈与整合——论《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多重话语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存在着多重话语。由启蒙话语在分化的民间话语前的沉默以及女性话语与启蒙话语对政治话语的无意识的认同,可以看到解放区各种话语之间的博弈,以及政治话语对其他话语的终极整合,由此潜在揭示出启蒙话语在解放区文化语境中表现出来的个体局限以及所面临的时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