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小说的乡村身份及其嬗变

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的二元,农民作家身份的自我认同,使贾平凹的创作陷入两难境地。乡村文化的表达出现了犹疑。当他走进城市而又无法真正走进城市精神的腹地,小说的乡村身份完全被颠覆,乡村文化被城市文化的负面因素解构,作家只好走进幻灭的"废都"。     

从"边缘人"到"咱村人"--从《秦腔》看贾平凹小说创作的身份转变

贾平凹一直宣称自己是个农民,却始终像是徘徊于城市与乡村的孤魂野鬼,是"被连根拔起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到哪儿都难活"的树和草.从<废都>里的庄之蝶到<秦腔>里的引生,形象生动地展示出他的心路历程.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他那种深厚悲悯的乡土情怀.综观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乡土的关系上作者的身份大致经历了讴歌者-批判者-边缘人-咱村人的转变,情怀也有热情-冷峻-迷茫-塌实这样一种清晰的变化轨迹.<秦腔>以其极端的叙述方式将作者的乡土情怀推向极至.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贾平凹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他对女性的体悟、思考和关注。从早期商州文学中的传统农村女性的形象,到《废都》中的世俗化的欲女形象,到《高老庄》中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理想型女性形象,在这个嬗变过程中,贾平凹努力追求抒写女性的本真生存状态。但是贾平凹始终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束缚,致使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一避免地打上男权思想的烙印。所以这些女性形象只是男权思想的产物,是贾平凹审美理想的再现,而非女性的本真形象。     

贾平凹的角色定位与自我身份认同

在对贾平凹的创作历程进行宏观梳理与跟踪关注的基础上,从"用笔写作的天才"、"游走在边缘的参悟者"、"非潮流化写作与'大陆文坛之独行侠'"、"意欲穷尽一切可能的'百变灵笔'"、"我是农民"等五个侧面分别勾勒出贾平凹作为作家的一些本质特征。这五个侧面在空间上的组合,使我们可以完整地把握到作家贾平凹所独有的精神气质和角色特征。     

简论《古炉》中的霸槽形象及其谱系

贾平凹"文革"题材的新作《古炉》塑造了霸槽这个"乡村造反派"的典型形象,把造反派产生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演绎得细致入微,体现了作家对历史、人性和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霸槽的精神、行为特征使其与中外文学作品尤其是贾平凹以往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发生了深刻的谱系联系。     

从清风街到西京城——贾平凹小说女性“命名”与“都市认同”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形象是“无名”的,体现在《秦腔》当中尤为明显。女性的“命名”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一方面与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美与丑”相关,另一方面与女性在乡村与城市中不同的社会身份密切联系。而作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游离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作为乡土世界的配角与城市的主角,女性承担了构筑现实与文学世界的责任,但在作家笔下,或许正因为对女性／城市的矛盾态度,造成了文学世界中现实“情境”的缺失。     

贾平凹小说中的乡村共同体与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贾平凹的小说建构了独特的乡村共同体世界。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空间发生时空分离与脱域，传统乡村共同体面临地缘冲击、精神观念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困惑，但是其中蕴含的优秀思想文化和理念智慧对于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找到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耦合及共融路径。对于共同体内的人物，贾平凹以一贯的慈悲怜悯用回乡的形式尝试救赎，暗合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回归性”发展战略。通过乡村振兴与治理改善，美丽宜居的新时代乡村形象对于建构立体多面的当代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贾平凹当代中国文学高度问题的思考——基于史识视域与史学格局的建构

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贾平凹以其殷实足量的作品和超透支写作姿态,不仅赢得了自身应有的文学席位,与此同时也为20世纪后中国文学新的生长点的繁荣、鲜活倍增了无限的厚重质彩.因此,基于世纪文学史识视域和史学格局的建构,就有必要思考贾平凹当代中国文学高度问题①.笔者以为其话题涵旨有三:一是不可逾越的"贾平凹文学事实"--30年文学书写与160部书的置换关系,一代不断前行的富有绿色生命意识的文学独行侠.二是不懈激活文坛的"贾平凹文学现象"--创作数量与文学史精神的始终暗合,创作质量与艺术至境的长效撞击和通达,一种关注民生的大境界正气写作.三是原在的杂学艺术观与文本潜在的文化学图式--"五大文化系脉"、"六大文化层面"的美学典本.这些是贾平凹先于他者,高于他者,引领文学的珍品别裁,是他确立当代中国文学高度的支撑所在.     

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形象

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高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工形象——五富。五富被迫走进城市,努力抗争命运的残酷,最后又被城市所吞噬。整部作品中,五富是仅次于主人公的一个重要人物,无论是其叙事功能,还是对主人公形象的映衬,还是对于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表达、深化．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五富既是乡村文明的体现者。也是城市文明的见证者,是作品中唯一一个最充分地体现了双重文明的艺术形象。五富的身上寄予着作者对乡土文明的爱与痛、     

近年来女性农民工文学形象考察

近年来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批"另类"的女性农民工,从道德上看,她们是乡村的纯美者,又是城市的堕落者;从存在价值上看,她们是乡村的拯救者,又是城市的消费品;从社会地位上,她们是弱者,对于城市与男性又表现出一定的反抗精神。这种复杂形象的塑造与她们特殊处境是有一定关系的。     

“农裔城籍”对路遥创作的影响

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对路遥的心理世界及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沉深入髓的。路遥以自己“农裔城籍”这一身份特征为原型,塑造了诸多城乡交叉地带的“两栖型”艺术形象,路遥在城乡交叉道路上的苦恼与探求展现了其追求城乡和谐的心路历程,《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是路瑶文化心理的表现,也是其矛盾文化人格的集中反映。     

浅谈高骈收复安南的背景及对安南的经略

高骈是唐末历史上一位颇有名气的大将,享有较高的声望。公元853年,李涿任安南都护。他为政贪暴,安南人多为不满,地方酋长遂与南诏军合势攻陷了安南。咸通五年(864),高骈调任安南都护。高骈至安南后,聚集五管之兵,击溃了南诏军队,收复了交州郡邑。高骈在安南时,广施善政,他派人疏通了从广州到交州的海路,加强了交广之间的联系;他又重修大罗城,恢复了当地的社会生产秩序。他在任期间对安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被当地人尊为“高王”。     

论史铁生对生命之路的探寻

"路"在史铁生的人生历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由于双腿瘫痪,他无法走路;将近四十年,他不断地探寻人的生命困境的缘由与终极希望之出路。从荒诞的命运谜路走向"爱命运"的审美与艺术之路,他经历了漫长的求索之路;至终他坦然认同并走在仰望与奉献的爱愿之路上,完成了他的"过程即目的"的人生突围之路。     

试论王绩诗文的独特意蕴

“孤寂”是王绩生存状态最显著的特征。文章从两个方面探讨王绩“孤寂”的成因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第一,在隋唐易代之时,王绩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与时代风尚、家族观念相背离,这是造成其孤寂最根本的原因;第二,虽然王绩选择了回归田园,但是无法真正将全部身心融入其中,加上好友的去世、知音的难觅,同样加重了其“孤寂”的心境,而这些无不体现在其诗文创作中。     

从“首届”翰林院庶吉士到河南左布政使——《运甓漫稿》所见李昌祺的人生轨迹与诗风变迁

从"首届"翰林院庶吉士到长期担任河南左布政使,李昌祺的人生轨迹和诗风经历了重大转折。早年选授庶吉士、升任礼部主客司郎中,激起了他强烈的功业之心与忠君之意,其诗烙有浓重的台阁印记。中年两遭贬抑、两度外任,饱经忧患,对社会苦难的关注和对个体苦难的咀嚼,使其转而践履儒家的仁爱之道,思考功名的价值意义,并向佛教中寻求心灵慰藉,其诗风也逐渐转向杜甫、白居易一路。这些转变都在其诗词集《运甓漫稿》中有鲜明体现。因此,以《运甓漫稿》为素材,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考察李昌祺其人其诗的变迁。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形成的再认识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仍然坚持以大城市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还未形成。长沙撤围前的“立三路线”时期，毛泽东仍未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从长沙撤围开始，毛泽东真正实现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到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转变，“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思想正式形成。     

论毛泽东的政治“叛逆”思想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做",他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着一场改造现实社会制度的实际斗争;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一家之"说"———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现实的"叛逆"斗争中,毛泽东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政治意识的价值取向,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趋古"意识变为一种"前景"意识。随着这个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毛泽东在多方面表现出了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叛逆"。     

贺知章生平小考

贺知章生平中有两个重要疑点 :一是他的离乡时间 ,二是他在京城长安为官 5 0年 ,中途有否返乡。从《回乡偶书》诗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分析 ,贺知章离乡时间应该早于他在长安应试的时间 (6 95年 )。考中进士后 ,有 17年未担任任何官职 ;后来在工部侍郎任上也有 12年时间 ,所以贺知章是有时间和机会中途返乡的。     

自卑与超越--沈从文创作心理浅探

从阿德勒的自卑心理学角度来探讨沈从文的创作心理,认为正是沈从文家世的衰落和在北京遭受的歧视使他产生了极度自卑的心理,为了摆脱自卑的重负,他创造了两个相映成趣的文学世界,并因此获得了自尊.但只有沈从文以更具思辩、更带理性的眼光来看取乡村和都市的时候,他的创作才真正地超越了自卑,他也才得以跻身名家之列.     

反思窥视法 ———中国乡村民族志中的乡村中心主义与尴尬

文章从明恩溥的＂窥视法＂比喻入手,探讨了中国乡村民族志田野工作中隐含的乡村中心主义与尴尬问题。文章首先讨论了乡村中心主义的持续影响,即农村代表＂真正的＂中国的观点。它将农村和城市割裂开来,并否认农村也有现代日常生活。若承认如今中国农村也出现了现代日常生活,并且普通百姓清楚乡村中心主义和它的对立面（城市中心主义和现代性）,那我们就需要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去处理日常生活中乡村主义和现代主义表述的社会用途与纠葛。文章接着论证了＂反思窥视法＂正是一种合适的方法。从笔者在湖北省西南部做田野调查遇到的尴尬入手,笔者认为＂窥视法＂的窘境是一个反思当代中国乡村道德话语与行为日益模糊的好起点。